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王位继承大多遵循“父死子继”的规则，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即“兄终弟及”，也就是说，哥哥去世后，弟弟继承王位。这样的传承方式虽然不常见，但也时常发生。比如，在现代的沙特阿拉伯，尽管自1932年建国以来，沙特的国王都是本·沙特的儿子，实际上沙特王位的传承方式便是兄终弟及。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三朝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尤其是宋朝，这种传位方式曾在王朝初期出现，并且在经济上曾维持长时间的繁荣。但在中国古代，兄终弟及通常被视作“亡国之根”，这与商朝的历史密切相关。商朝的“九世之乱”便成为了后世对兄终弟及反感的根源。那么，商朝的灭亡究竟与这种继位方式有何关系？

有学者认为，兄终弟及这一传位方式，其实是早期母系社会的遗存。在母系社会里，氏族的领导人通常为男性，但由于当时的继承权是通过母系而非父系传承的，因此父子常常属于不同的氏族。在这种情况下，族内血缘最亲近的男性便是兄弟，而这也就成了兄终弟及的基础。再者，在远古时期，大多数人的寿命较短，许多人在死时其子嗣尚未成年。因此，兄终弟及不仅能确保继位者是成年人，还能有效避免未成年君主的继位可能引发的政权不稳。

事实上，兄终弟及现象在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和商朝时期都曾出现。以夏朝为例，第一个实施父死子继的帝王夏启去世后，其两个儿子太康和中康先后继位。尽管太康一度被有穷国打败，导致夏朝国君沦为傀儡，但夏朝的王位继承方式在某一时期也曾实行过兄终弟及。

但商朝的历史中，兄终弟及传位的情况尤为突出。根据现有史料，商朝初期的王位继承主要还是遵循父死子继的传统。商汤建立商朝后，前几代国王依然以父死子继为主。商汤本计划立长子太丁为太子，但太丁早逝，最终由另一个儿子卜丙继位。卜丙死后，王位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继而是太甲的儿子沃丁。

然而，商朝在沃丁死后进入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模式。太庚继位后，兄弟间的传位并未引发混乱，反而在太戊的治理下，商朝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太戊执政期间推行德政，国家局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太戊的威望令后继者雍己虽然继位，但很快将王位传给了太戊的儿子中丁。然而，随着中丁的上任，商朝王朝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崩坏的征兆，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世之乱”。

《史记》与一些史料表明，商朝的灭亡并非完全由于兄终弟及制度本身，而是由于外力的干预。中丁继位后，蓝夷部族崛起，并不断侵犯商朝领土。为了应对蓝夷的威胁，中丁将商朝的都城从亳迁至嚣（今河南郑州或山东沂蒙一带），以便更好地防御外敌。

值得一提的是，商朝在迁都之前，的确曾有过频繁迁徙的历史。商汤建立政权之前，商部落便曾多次迁徙，有资料显示商部落迁都次数至少达到8次。然而，商朝的前期并没有像史书中所说的那样频繁迁都，而是稳定了许多年。直到商朝第九任或第十任君主中丁时期，商朝才正式迁都至嚣。迁都后，商朝军事优势显著提升，蓝夷的进攻也被击退。然而，战争的残酷也导致了商朝政治格局的变化，亲信间的利益争斗，商朝王族出现了割据局面。

此后，商朝的继承权问题日益复杂。在中丁死后，王位由外壬和河亶甲接管，商朝的政局逐渐动荡。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和内部矛盾，河亶甲进行了一系列迁都，并继续与蓝夷和班方（可能位于今山东临沂一带）进行激烈的战争。最终，虽然商朝在河亶甲的带领下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但国力依然处于衰退状态。

到商朝最后一任国君阳甲时，商朝已无法再控制周边的诸侯国，甚至还爆发了西方丹山戎的战争。经过这场战争后，阳甲的国力几乎被耗尽，最终在位仅四五年便死去。

这段时期，商朝经历了频繁迁都、王位更迭和内外战争。由于长期的动荡，商朝在中丁迁都后的百年内换了九任国君，政权出现了严重混乱。而盘庚即位后，看到商朝的危机，决定将都城迁回亳，恢复商汤时期的辉煌。尽管迁都之举遭到臣民的强烈反对，但盘庚最终凭借商汤的法度说服了大家，并稳定了局势，为商朝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然而，虽然盘庚成功平定了动荡的局面，但在他去世后，商朝王位并未由自己的儿子继承，而是由两位弟弟小辛和小乙接替。直到小乙的孙子祖甲继位后，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才逐渐被废止，商朝才恢复了父死子继的传统。

尽管后来的史学家对于“九世之乱”的表述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这一时期商朝并非完全陷入混乱，祖乙时代的中兴也表明商朝并没有完全进入乱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频繁的迁都、王位争夺和内忧外患，确实使得商朝国力下降，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因此，后世普遍认为兄终弟及引发了政权不稳，并在中国历史上成为王朝继承中应避免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