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信心十足，满怀雄心壮志，誓言要将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他们在波兰、德国以及匈牙利等地尝试过多次革命行动，但都未能如愿。面对一连串的失败，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无奈之下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那个遥远且神秘的亚洲。俄国人向来有着在欧洲遭遇挫折后，寻求亚洲力量的历史传统。此时，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成为了他们的首选目标。

若能成功实现中国的“赤化”，对于苏联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局面。然而，直接派兵进入中国显然不可行。于是，苏联决定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执行自己政策的代理人。在经过多次选择和评估之后，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当时的国民党身上。

虽然按照列宁的理论，国民党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苏联认为，亚洲的资产阶级与欧洲的资产阶级有着本质区别。亚洲的资产阶级作为新兴力量，充满生气与革命性，就像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因此，无产阶级可以与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联合，共同推动革命。

1922年，孙中山面临极大的政治困境。那一年，他最为信任的粤军将领陈炯明突然发动兵变，将孙中山从广州赶出。虽然在1923年，孙中山借助刘震寰、杨希闵等地方军阀的支持重新回到广州，重新建立了大元帅府，但他手下的力量依旧薄弱，几乎无法掌控广州。孙中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广州，再度成为流亡上海的“寓公”。

在这种危急时刻，苏联的援助如及时雨般救了孙中山和国民党。苏联不仅向国民党中央银行提供了1000万卢布的准备金，还拨款270万卢布创办黄埔军校。1927年前，国民党各机关工作人员的薪水、军队的军饷都由苏联按时足额支付。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按月足额发放薪水的地方寥寥无几，连北京的中央政府也时常拖欠公务员的工资。国民党凭借着这种稳定的财政支持，在中国政坛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苏联的援助也使得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几乎达到了可以操控国民党的地步。苏联的真正目标是通过控制国民党，彻底改造其内部结构，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选拔亲苏的领袖成为了关键，而苏联驻华最高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军人身上。

（二）

蒋介石的上升并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蒋介石并未得到孙中山的青睐，孙中山在用人方面极为偏爱广东人，尤其信任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而蒋介石是浙江人，因此孙中山对他一直心存戒备。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逃亡至永丰舰，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赶往广州，登上了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渡难关。孙中山深受感动，对蒋介石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尽管蒋介石表现得非常忠诚，他依旧未能进入孙中山的核心圈子。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蒋介石没有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只有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委员。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负责办学。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关键人物——苏联的鲍罗廷。

鲍罗廷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局限于信任广东人，而是更关注一个人是否亲苏。蒋介石在这方面非常符合鲍罗廷的标准。首先，蒋介石为人精明果断，无论是创办黄埔军校、平定叛乱，还是东征讨伐陈炯明等，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其次，蒋介石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并且亲苏，甚至将自己唯一的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学习。因此，鲍罗廷逐渐将蒋介石视为自己人。

此外，汪精卫也给鲍罗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精卫深谙政治斗争，早早认识到苏联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于是他在口头上对苏联表示左倾，巧妙地拉拢鲍罗廷。然而，与汪精卫并肩的胡汉民却显得不合时宜，常常对苏联政策提出异议，这使得他在鲍罗廷眼中成了右派的代表。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临终未明确指定继承人，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四大巨头。经过鲍罗廷的暗中操控，汪精卫成为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依然为粤军总司令。

在这四人中，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粤军参谋长，成为了军队中的第二号人物，迅速平步青云。然而，没过多久，更大的机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三）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廖仲恺在广州遭到刺杀，此事震动了整个广州。谋杀事件发生后，理应立刻破案，但由于事情的复杂性，鲍罗廷提议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的“三人团”来负责调查。这个“三人团”被授予了“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其权力几乎等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

由于汪精卫和许崇智都有重要职务，无法全力投入破案，侦查工作由蒋介石主导。蒋介石迅速发现线索，怀疑国民党巨头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是主要嫌疑人。然而，胡毅生此时已经逃往香港。

此时，胡汉民的处境变得异常尴尬。大家都知道他与廖仲恺政见不合，如今他的亲弟弟又被指控为谋杀犯，这让胡汉民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汪精卫见状，迅速采取行动，劝说胡汉民“出国考察”，胡汉民无奈同意。

蒋介石继续调查，发现许崇智手下的几名军官也涉及其中。对于鲍罗廷和汪精卫而言，许崇智并非完全信任的对象，他只是一个依附于国民党的军阀，而蒋介石则是苏联培养起来的真正力量。因此，借此机会清除许崇智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联手努力下，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避风头。随后，蒋汪二人对粤军进行了彻底清洗，任何不可靠的军官都被排除，粤军彻底变成了国民党可控的力量。

廖仲恺的谋杀案最终水落石出，鲍罗廷、汪精卫和蒋介石三人各自从中获益。在鲍罗廷眼中，右派势力已经被排除，国民党改造取得了显著成功；汪精卫成为了国民党内的绝对领导人；蒋介石则完成了三级跳，成为了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迅速跃升为第二号人物。广州出现了鲍、汪、蒋三人共掌大权的局面。

（四）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初，一场新的危机降临。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原本是加伦将军，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