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组建西路军，并为其设定了“在一年内打通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不言而喻，而西路军的成立标志着一场全新的战斗即将开始。西路军分为三路，迅速向河西走廊推进，漫天黄沙伴随着凛冽的寒风，预示着这场注定充满苦难与壮烈的征程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西路军的指挥系统由陈昌浩和徐向前担任，二人信心十足、士气高昂，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前方正等着他们的并不是弱小的敌人，而是准备充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正在严阵以待。

1936年11月15日，西路军左翼部队成功攻占了河西走廊的战略重镇——古浪县城，迅速将锋芒指向凉州。然而，青海马家军的统帅马步芳迅速作出反应，并调动大量兵力展开反攻。次日清晨，青海马家军凭借着空中支援和地面重兵，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蒋介石甚至指派飞机进行轰炸，瞬间，古浪城变成了火海。马家军采取了“车轮战”式的攻势，西路军左翼部队与敌军在城内激烈交战，整整三天三夜，双方死伤惨重，最终西路军因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古浪城。

这场战斗给西路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左翼部队几乎损失过半。徐向前做出果断决定，将剩余部队安排到二线进行休整，同时指派右翼部队展开防御，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敌人反击。尽管西征遭遇了重大挫折，但西路军的英勇抵抗却为后来的“西安事变”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为事件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

到1936年12月，尽管西路军面临严峻挑战，徐向前依然决定继续推进，命令西路军继续西进。西路军的先头部队在短短两天内攻占了高台县，然而，随即下达的命令却是让部队原地休整，为之后的进攻肃州做好准备。然而，国内局势发生了剧变。蒋介石通过扣押张学良，并派兵包围西安，内战一触即发。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将负责接应西路军的河东红军调回，西路军因此成为了孤立无援的孤军。

此时的西路军兵力已由最初的22000人锐减至15000人，其中只有约10000人具备继续作战的能力。再加上粮草和弹药严重不足，西路军面临着自西征以来最大的危机。

1937年1月19日，青海马家军在空中和重炮的支援下，开始对高台县城发起猛烈进攻。西路军的先头部队拼死抵抗，但由于弹药匮乏，面对敌人的压力，他们只能依靠刀枪拼杀。战斗仍然没有停止，直到第二天夜晚，突然有一支原本属于西路军的民团临阵叛变，打开城门让敌军顺利进入。随即，西路军与敌人展开了持续十多个小时的惨烈巷战，最终因全军覆没而失败。

徐向前得知高台陷入危机后，立即指派一支500人的骑兵增援。然而，骑兵在途中遭遇敌军的伏击，最终全军覆没。虽然西路军丢失了高台县城，但他们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赢得了敌人的尊重。马步芳感慨地说道：“红军果然是一支铁军部队！”

高台战役结束后，西路军仅剩下约11000人，而寒冬已至，整个部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此时，党中央紧急发来电报，要求西路军向东撤退并重新集结。在察觉到西路军可能后撤的动向后，马步芳立即调动重兵进行围堵，西路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徐向前决定指挥部队进入倪家营子寻找突破口。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西路军与青海马家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到了2月20日，西路军指挥部紧急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如何自救并突破敌军的封锁。经过集体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继续转移并尽一切可能突围。西路军在沿着祁连山转移的过程中，又与敌军展开了两场血战，经过几番拼杀后，全军的总兵力已经不足3000人，许多部队被敌人冲散，指挥部仅能调动不到1000人。

到了3月中旬，西路军在石窝子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会议，决定将剩余的兵力分散到山区，开展游击战。同时，决定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一支30人的小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最新情况。途中，陈昌浩因病无法继续前行，徐向前只得带着一小队警卫人员继续前进。

当他们行进至甘肃金昌时，因饥饿与疲惫，无法再继续前进。徐向前决定先为大家寻找食物和水源。在询问了当地村民后，得知附近有一位富裕且开明的地主，于是他决定前去借粮。到达村庄后，徐向前向地主说明身份，并且表明红军政策，地主并没有举报，而是热情款待了他们，还答应借粮、衣物和骆驼，并愿意签订字据，以后归还。经过这次善意的帮助，徐向前和小队得到了必要的补给，最终顺利返回了延安。

毛主席见到徐向前归来，安慰他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青山在，就不怕没有柴烧。”不久后，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徐向前陪同周总理一起前往山西，开展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从此，徐向前再次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爆发，徐向前投入了长时间的前线指挥工作，渐渐地，他也忘记了当年借粮的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土改运动的展开，曾借粮给徐向前的地主由于历史问题被判处死刑。情急之下，这位地主拿出了当年徐向前留下的借据，土改工作团收到这份借据后，经过一番核实，确认了其真实性。组织部门最终决定，对地主进行财物没收，而免去其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