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晋绥军61军军长李服膺在与日军激战十余日后，决定率领剩余部队撤出天镇，踏上了回程的道路。这场血腥的战斗已让李服膺的部队损失惨重，但他们依然坚韧不拔，奋力抵抗敌人。途中，李服膺途经应县的雁门关时，突然接到阎锡山的电令，命令他前往大和岭口参加一个军长级会议。电令中并未透露会议的具体内容，让李服膺心生疑虑。

接到命令后，李服膺的亲信和部属纷纷前来规劝他，劝他避免前往参会，认为阎锡山可能会借此机会对他不利。傅作义，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政治敏感度自然超出李服膺，他对局势的判断也更为清晰。自李服膺主动撤离天镇以来，傅作义就感到局势异常严峻。天镇失守使山西的防线出现了严重漏洞，阎锡山一直在向蒋介石承诺会积极部署“大同会战”，可此时日军已经长驱直入山西，而阎锡山的战斗部署却迟迟没有动静。蒋介石因此质问阎锡山，阎锡山根本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得将责任推到李服膺身上，谎称是李服膺失守天镇，才导致“大同会战”无法展开。

事实上，阎锡山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他不仅匆忙地派李服膺守天镇，就连天镇的防御工事也仅完成了40%左右。而蒋介石对此并不知情，只是将天镇失守和“大同会战”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了李服膺，要求对他进行严厉处理。天镇的失守以及日军进军山西的消息广泛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指责李服膺的失职，认为必须严惩“首犯”，以平息民愤。

傅作义深知事情的真相，他清楚此次会议对于李服膺来说意味着什么。出于对李服膺的友情和责任感，他紧急发电报劝告李服膺，不要前往参加阎锡山的会议，以免陷入陷阱。傅作义与李服膺的关系非同一般，二人曾是保定军校的同班同学，并且有着深厚的兄弟情谊。除了傅作义，李服膺麾下的其他部属也纷纷劝阻他前往，表示阎锡山阴险狡诈，担心李服膺此行之后再也无法归来。

尽管如此，李服膺并未被劝动，他深知自己对阎锡山了解颇深。在军旅生涯中，李服膺已经为晋绥军奉献了十九年，几乎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与精力都投入到这支军队中。他明白，自己虽然面临巨大的风险，但如果选择逃避，将意味着给自己背上罪名。面对自己的良心，李服膺决心不退缩，继续履行作为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

李服膺认为，自己在天镇的防守并没有任何问题。他率领的61军，尽管兵力有限，才仅有7个团，却仍然全力以赴，竭力与日军作战。天镇本是山西的门户，阎锡山曾计划在此建立强大的防御工事，但因为种种原因，防御工事的建设进展缓慢，甚至在日军进攻时，工事才刚完成40%。尽管如此，李服膺依然率军坚守，并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展现了极大的勇气与顽强的战斗力。

在那场战斗中，驻守在罗家山和李家山阵地的425团，即使面对日军的空袭与炮火，依然死守四个昼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李服膺得到指令撤退，他依然尽最大努力保护天镇，确保部队有序撤离。面对傅作义和部属的劝阻，他坚信自己没有做错，因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即便如此，李服膺依然决定按照阎锡山的命令前往参加会议。当他抵达会场时，阎锡山并未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将他关押，并以“擅自撤逃”为由加以指责。阎锡山显然早已决定将责任推给李服膺，借此将他作为替罪羊。

虽然李服膺曾与傅作义结拜为兄弟，但他也明白，阎锡山不会轻易放过他。李服膺曾为晋绥军付出了许多，但最终，阎锡山决定将他押回太原，召开临时军事法庭以给他定罪。然而，正是阎锡山的这个决定，最终使事情的真相暴露无遗。

在军事法庭上，阎锡山质问李服膺为何防御工事没有修好，李服膺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没有材料。”这一回答无疑是揭露了阎锡山克扣军费的事实，给阎锡山带来了巨大的尴尬。阎锡山又询问李服膺为何“擅自撤离”，李服膺从容地拿出了阎锡山自己发给他的电报，坚定地表示自己是“奉命撤离”。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人瞬间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面对李服膺的强硬态度，阎锡山终于决定放手。他小声告诉李服膺，让他放心，自己的亲人会得到照顾。然而，李服膺并未因此心软，反而激愤地破口大骂阎锡山，表示自己宁愿死在战场，也不愿在这里蒙冤而死。阎锡山并未给李服膺机会辩解，直接下令将其押往刑场。李服膺最终在刑场上被执行死刑，临终前，连长康增心中虽然万分愧疚，但仍无可奈何，只能在开枪前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这一幕仿佛是历史的重演，令人痛心疾首。李服膺的死，标志着他的一生也随着晋绥军的命运走向终结。而他的英勇与坚持，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