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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5日，东捻军在扬州遭遇惨败，整支部队被清军歼灭，赖文光被擒后当场斩首。紧接着，李鸿章率领淮军从南方向北挺进，于3月10日抵达直隶景州（今河北衡水景县）担任督师，协助剿灭西捻军。同时，来自山东、河南、安徽等多省的清军也纷纷集结于直隶地区。清政府任命恭亲王奕忻节制前线各路军队，严令各军严格执行命令，协调作战，以加紧对西捻军的围剿和打击。3月16日，淮军联合安徽绿营军在直隶饶阳（现属衡水）东北部与西捻军激烈交锋，清军取得大胜，斩杀敌军甚众，缴获大量军械物资。

正当左宗棠准备布置下一步行动时，3月18日西捻军的动向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并未选择向北逃窜，而是从晋州（今石家庄所属晋州市）渡过滹沱河，这条河水流缓且水浅，便于骑兵快速通过。随后西捻军又从邯郸渡过漳河，进入河南彰德府（今安阳），迅速驰骋于新乡、延津、滑县等地的辽阔平原上，展开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在直隶饶阳遭遇失败后，西捻军迅速南撤，暂时缓解了京畿重地的紧张局势。然而清廷对此仍旧忧心忡忡，担心“捻贼蔓延肆虐”，急令左宗棠和李鸿章加紧督率各路军队，迅速展开剿灭行动。连日来，左宗棠风餐露宿，马背颠簸，不眠不休，劳苦异常。战事艰难，朝廷的责难和催促声不绝于耳，舆论严厉批评，同僚之间相互指责，甚至有人拆台打击他。更令他苦恼的是，捻军似乎总能牵着他的鼻子走，久战无果，心力交瘁，内心充满愧疚，外部压力与内部困境交织，使他几乎难以喘息。

此次清廷委任恭亲王奕忻为大将军，全面节制各路剿捻军，左宗棠和李鸿章只能屈居参赞身份，兵权被大大削弱。左宗棠手中可直接调遣的兵力只剩下他从陕西带来的约1.9万楚军旧部，他对此深感屈辱。唯有全力以赴、忍辱负重，以战功洗刷前耻。他亲自率领楚军从定州、正定一路南下疾追，于4月2日抵达大名府（今河北邯郸大名县）。西捻军在河南彰德府稍作整顿，将少数的步兵全部改装为骑兵，实行“一人配两匹马”的机动方式。4月初，楚军、淮军及其他兵力在封丘、滑县一带与西捻军激烈交战，结果遭西捻军击败，损失惨重。

取得胜利的西捻军旋即从河南滑县折返进入直隶（河北），4月17日迅速奔赴山东莘县，横渡大运河后进抵东昌府（今聊城）。4月20日，这支几乎全由骑兵组成的西捻军又迅捷进入直隶吴桥，随后北上，逼近天津外围。西捻军的快速机动让清廷震惊不已，急令左宗棠、李鸿章联手督军围剿，务必在一个月内将捻军彻底歼灭，否则将严肃追责两人，治以重罪。

面对西捻军大规模、远距离的机动作战，李鸿章结合长期与东捻军周旋、最终成功剿灭的经验，提出采用“设长围以困之”的“圈制”战略。鉴于西捻军善于流动作战和长途奔袭，他建议以运河为中央防线，北边由减河（一条用于调节运河水量的人工河道）为界，南以黄河为界，东临大海形成天然屏障。各军兵力协同作战，将四面游走的西捻军逐步逼进这狭长区域，用四道防线严密围堵，形成牢固的“圈套”。

左宗棠此前曾多次拟定类似的“圈制”方案，试图围剿游走不定的西捻军，但因各种外部质疑和内部掣肘而未能成行。如今李鸿章再次提出“圈制”方案，左宗棠当即表示支持，并在奏折中建议朝廷调集更多兵力参与围剿，人数至少要达到十几万，同时派遣周边各地的地方团练协防，否则难以实现彻底围困西捻军的目标。恰逢此时，河北与山东交界的直鲁大平原正值雨季，连绵暴雨导致江河泛滥，道路泥泞不堪，严重削弱了西捻军骑兵的机动优势。

1868年，为了援救东捻军，从西北深处挺进华北的西捻军，吸引了大量清军紧随堵截。随后他们迅速北上，兵锋直逼北京近郊的卢沟桥。清廷调集大量正规军与民团，在京畿地区形成重兵云集之势。西捻军被迫突围南下，横渡运河向东撤退，最终被围困于北有减河、南依黄河、西临运河、东靠大海的直隶、山东边区。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以及众多民团合力围堵，将这支善骑兵团紧紧“圈制”在一个狭长地带，使其速度优势被大大削弱，且无法冲破包围。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眼看就要进入最终决战阶段，这支坚持战斗长达十八年、足迹遍及十余省的捻军起义，终将在清军的铁血镇压下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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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