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中有一句话：“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意思是当敌人看似强大时，要使其放松警惕；而当敌人看似弱小时，又要迅速反击。这一策略体现了战争的智谋与计策，而不仅仅是直接对抗的力量较量。杨勇上将的一生，便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他身经百战，身上的五处伤疤，正是他“勇”字的体现；然而，若不提“谋”字，杨勇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精髓。勇与智，二者相辅相成，才成就了杨勇这位卓越的将军。

1938年春夏之际，抗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杨勇所率领的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在午城镇、张庄和井沟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成功歼灭日寇后，部队迅速转移，准备继续执行新的任务。这时，敌军的108旅团沿着汾离公路向西推进，意图配合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并且占领了柳林和离石县，进一步逼近黄河渡口，对我方的陕甘宁边区构成了严峻威胁。

为了捍卫这片重要的防线，115师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必须与120师及其他部队协同作战，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坚决阻止敌军的西进步伐。在这一背景下，杨勇的686团接受了任务，开进汾离公路两侧展开休整，并在战斗间隙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

汾离公路，作为日军的重要粮草供应线，对于敌军而言至关重要。为了切断其补给线，杨勇决定采取措施，击打敌人的辎重部队，从而夺取其粮食和弹药。沿途的崇山峻岭和密集的森林为伏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次，杨勇与参谋团一同前往薛公岭进行地形勘察。在得知该地海拔高达1725米、山路蜿蜒适合伏击后，杨勇坚定了在此地区设伏的决定。

然而，日军虽然没有杰出的战略家，但他们却在细节上表现出极强的执行力，行军和作战都井然有序，不容易给人留下破绽。在勘察之后，敌军也察觉到了薛公岭的战略价值，并在山中修建了坚固的碉堡。此时，杨勇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提前打掉敌人的碉堡，会引起敌人的警觉，暴露伏击计划；若再战斗中打击，又会导致我方付出不必要的伤亡。经过深思熟虑，杨勇决定采取“电报与伏击相结合”的策略。

在杨勇的亲自指挥下，团特务连带着3日的口粮潜伏在薛公岭地区。这支连队成员来自红军，装备精良，且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杨勇派遣一名排长带领一班精兵，携带一挺苏式轻机枪，藏匿于距离公路仅200米的废弃房屋旁，准备在敌人出现时发起猛烈的伏击。同时，他还命令迫击炮连长吴嘉德潜伏在敌人碉堡附近，等待机会一举摧毁敌方阵地。

在秋风萧瑟、红叶飘零的日子里，八路军的勇士们耐心等待敌人露出破绽。气温低得让战士们打颤，大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有些战士甚至笑着开玩笑：“现在咱们都是‘团长’了！”这种轻松的气氛反而缓解了大家的紧张情绪。然而，日军却迟迟没有动静，队伍逐渐变得焦躁不安，怀疑行动已被敌人发现。但杨勇依旧坚信：“再等等，鬼子一定会出来的。”

这时，两名侦察员急匆匆地带来情报，确认敌军25辆运输车已在王家池集结，满载兵员准备开往前线。杨勇紧张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振奋：“很好，赶紧通知其他部队，鬼子马上就会通过薛公岭。”

9月19日下午1点，杨勇所预测的敌军车队如期现身。车队前方是20多名骑兵，他们的任务是搜寻敌情。杨勇事先交代，不打骑兵，等待汽车队进入伏击圈再动手。骑兵果然没有发现伏兵，带领车队的日军很快通过薛公岭。等到敌车完全进入伏击圈，八路军的机枪如雷鸣般发起攻击，第一辆车被击中，火光冲天，随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在这场战斗中，吴嘉德连长使用迫击炮对日军碉堡进行了精准打击，接连几发炮弹直中敌阵，使得碉堡内的敌人四散逃窜。随后的白刃战中，我军士兵奋勇向前，将敌人彻底击溃。最后，我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且伤亡轻微。

这场伏击战的胜利，使得敌军的补给线受到了沉重打击，也为我方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两次打击后，敌人开始撤退，汾离公路沿线的日军气馁不已，似乎已经放弃了继续向西推进的计划。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杨勇决定进行一次“人情”式的策略，故意放过敌军的运输车，以诱敌深入。

果然，第二天，敌军大举反扑，杨勇趁机布下更为致命的伏击，将敌人的200多名士兵和18辆汽车一举歼灭。此役再次证明了杨勇的深思熟虑与精准战略，使得日军不得不重新评估我军的威胁。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杨勇继续采取游击战术，通过巧妙的设伏和机动战术，令敌人屡屡遭遇打击，最终迫使其撤离。经过三次伏击战的辉煌胜利，吕梁三捷的战绩传遍大江南北，百姓纷纷为八路军的英雄事迹而热烈庆祝，许多人纷纷加入八路军，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

在与敌人的较量中，杨勇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智慧，运筹帷幄，凭借自己出色的指挥能力，屡次打出惊艳的战斗成果。正如他所说：“打仗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