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奉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是当时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军阀之一，形成了与直系和皖系并列的“三大地方军阀”之一。这个集团的鼎盛时期，曾牢牢控制了北洋政府的政权，权力一度遍及广袤的东北及其他区域。奉系的实力一度与其他地方军阀不分上下，共同撑起了北洋政权的半壁江山。

然而，随着各地军阀间的权力斗争加剧，最先退出历史舞台的便是皖系军阀。接着，奉系与直系之间的冲突爆发，前后两次大战激烈上演。第一次大战中，张作霖败北，但凭借顽强的意志很快恢复了实力。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以惊人的决心最终战胜了直系，成功入主北京，成为北洋政权的实际掌权者。可以说，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奉系的地位，也开启了奉系军阀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时期，奉系的地盘不断扩张，从原本的东北三省扩大到江苏等地，军队规模也迅速壮大，达到约30万人之众。奉系还拥有自己的工兵厂，并建立了军事讲武堂，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系是当时唯一拥有陆海空三军的地方军阀，显示出其军事力量的独特地位。

然而，正当奉系军阀处于鼎盛时期时，命运却开始转向。在张作霖去世后，奉系的领导者——张学良面临了复杂的内外形势，最终做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东北易帜，奉系军阀在国民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这一改变使奉系军阀的辉煌历史逐渐走向下坡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起了侵占东北的战争，史称“九一八事变”。尽管东北军的装备和人数远胜于日军，但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统帅，选择了不抵抗。他带领30万东北军毫无反抗地撤离了东北三省，这一决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悲剧。张学良的这一决定，不仅背弃了东三省百姓的期望，也令他辜负了父亲张作霖辛苦打下的江山。若说张学良一生最为正确的决定，或许就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主动采取了联合抗日的立场，促使蒋介石调整国策，形成了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

然而，奉系军阀的历史不仅仅是张学良的故事。除了张学良外，还有张作霖的另一位重要亲人——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张作相是张作霖最为信任的亲密战友，也是奉系中的重要人物，人称“辅帅”。张廷枢与张学良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虽然他继承了父亲张作相的遗志，但在面对“九一八事变”时，他与张学良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廷枢强烈反对蒋介石的“非抵抗”政策，毅然带领部队准备在锦州与日军作战。然而，张学良却以“不抵抗政策”阻止了他，张廷枢一气之下离开了东北军，临别时曾发誓：“如果东北军去打日本人，我第二天就来报到！”他离开后，四位高级军官也跟随他辞职。

张廷枢的离开标志着他与东北军的彻底决裂。在抗战时期，张廷枢受到了我党的影响，加入了八路军，成为第一游击纵队的司令员。此后，他前往延安接受培训，受到了党组织的热烈欢迎。可惜天命难违，张廷枢年仅45岁便因肝病去世，这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失去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另外一位与奉系军阀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便是冯德麟的儿子冯庸。冯庸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者。冯庸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冯德麟去世后，他将家产出售，创办了冯庸大学，致力于教育事业。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庸并没有随张学良撤退，而是选择坚守东北，继续负责他的教育事业。日本关东军一度试图招募冯庸，但他坚持拒绝，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经过朋友的帮助，冯庸成功逃脱日本人的控制，回到北平组建义勇军，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并参与了上海“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

虽然冯庸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的抗日行为及后续的贡献依然值得敬仰。抗战胜利后，冯庸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担任了高雄要塞中将司令官。1959年，冯庸在58岁时退居二线，直到1981年，他在台北去世，享年81岁。

这些奉系军阀的命运，不仅承载了他们个人的历史，也折射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变幻。张学良、张廷枢、冯庸等人，各自的选择和牺牲，成就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同时也为抗日战争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