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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的某一天,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下令,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召至办公室,安排他邀请美国大使施特劳斯前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楼内,巴卡京将一个密封的文件袋递给了施特劳斯,里面装载着重要且敏感的情报资料。
当施特劳斯打开这个袋子时,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份详尽的图纸,显示了苏联克格勃在美国大使馆内布设的各类窃听设备的位置分布,伴随还有这些窃听器的技术说明,介绍了其结构与工作原理。
尽管手中握着这份极具分量的情报,施特劳斯脸上却未见明显波澜。他礼貌地与巴卡京握手,采用外交辞令,以一种表面温和却意味深长的口吻说道:“美国对你们这一举动表示高度赞赏,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这句话表面上是一种外交上的礼貌回应,实则暗含讥讽。施特劳斯的意思非常明确:美国对苏联停止对其使馆的窃听表示认可,但美国自己并不会停止对苏联,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领导人的监听行动。
换言之,不论苏联是否停止窃听,美国都将继续保持对苏联的情报渗透,紧盯其政治动向与战略计划。
这两句表态所暴露的,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傲慢与嘲讽,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深深刺痛了每一个身为战斗民族的苏联人民的尊严。
施特劳斯的这番话,让当时正效力于克格勃的普京感到极其痛心难过,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普京认为,巴卡京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暴露了巴卡京在情报工作上的浅薄和缺乏国家责任感。作为情报机构的领导者,巴卡京本应具备更强烈的国家意识和专业判断力。
时光流转,到了2022年8月1日,巴卡京在莫斯科安详辞世,享年84岁。
就在他逝世的次日,《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巴卡京如何摧毁了克格勃?》的评论文章,直指他在苏联解体之际将监听设备交给美国的举动,是对苏联及俄罗斯利益的巨大打击,称之为“对俄罗斯利益的极大破坏”。
文章进一步指出,如果巴卡京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根本不会接受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如果他拥有高度的国家意识,他宁愿选择辞职,也绝不会留下叛徒的骂名。
作为俄罗斯国家政府的官方报纸,《俄罗斯报》在国内媒体中拥有极高权威,是法律文件发布后唯一有权刊载的官方媒体。
这份媒体的评论,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他从未忘记,更未原谅巴卡京当年将监听设备交予美国的行为。
纵观历史,苏联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曾经取得过非凡成就,拥有辉煌灿烂的篇章。
二战刚结束时,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一演讲宣告了冷战的开始。
从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两国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对峙。虽然双方未曾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但通过代理战争、科技军备竞赛以及外交较量,彼此施加制约,争夺全球影响力。
在这段时间里,双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间谍活动,试图通过隐秘战线掌握对方机密,谋求战略优势。
美苏之间的间谍大战层出不穷,而令苏联人引以为傲的,便是1945年至1952年间,克格勃利用一种名为“金唇”的高端窃听器,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展开代号为“自白”的窃听行动。
这场行动不仅是克格勃的杰作,更让美国中央情报局颜面尽失,被视为间谍史上的传奇典范。
早在冷战爆发之前,斯大林便下令克格勃领导人贝利亚,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务必对美国大使馆,尤其是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卡里曼的办公室实施窃听。
贝利亚接令后,精心策划了代号“自白”的行动方案。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克格勃研制出一种极为先进的窃听设备,被称作“金唇”。
这种窃听器体积极小,形似蝌蚪,隐藏极为方便,当时的任何反窃听设备都无法探测到它的信号,且能接收距离300米内的微波脉冲。
贝利亚信心满满地向斯大林保证,这款“金唇”窃听器的性能堪称世界领先,美国绝对不会料想到苏联竟然掌握了如此尖端的技术。
窃听器研制成功后,克格勃开始将美国使馆附近的居民全换成自己的特工人员。
接下来的几周里,居住在这些居民楼的“家庭主妇”们,会将洗净的地毯和被褥晾晒在阳台和屋顶,动作自然,看似普通。
每天傍晚,这些假扮成家庭主妇的技术人员,在收取被褥时,会故意掸去上面的灰尘。
这一动作让附着于被褥上的“蝌蚪”窃听器随着灰尘落入美国使馆的院落之中,悄无声息地实现了设备的安装。
尽管这种手段帮助克格勃成功对美国大使馆大部分区域进行了监听,但如何把窃听器安放到美国大使的办公室,成为了下一难题。
克格勃特工想出多种方案,其中包括制造一起大火灾,伪装成消防员进入使馆借机安装窃听器。
然而,美国大使馆保安警觉,拒绝了“消防队员”进入大使办公室,这个计划彻底失败。
未能得手,克格勃又尝试通过礼物途径,将窃听器藏入送给大使的礼品中。
但美国方面高度警惕,虽接受了苏联外交部赠送的檀木盾牌和猛犸象牙等礼物,却全部被锁进储藏室,避免任何潜在风险。
面对接连失败,贝利亚灵机一动,命工匠用珍贵木材打造一枚巨大的美国国徽,将窃听器藏匿其内。
计划定于1945年2月,正值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召开决定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期间。
在此期间,苏联以少先队名义在黑海克里米亚举办“阿尔台克全苏少先队健身营”开营典礼,并邀请罗斯福与丘吉尔出席。
克格勃深知两位领导无暇亲临,推测他们必定派遣大使代表参加。
典礼庄重隆重,结束时,两名少先队员邀请卡里曼大使上台发言,随后苏联少先队员在乐队伴奏下,分别用英语合唱了苏、美、英三国国歌,将气氛推向高潮。
在孩子们纯真的歌声中,数名少先队员抬着两枚巨大的紫檀木制美国与英国国徽,郑重呈送给两国大使。
斯大林的秘书勃列日科夫介绍说,这两枚国徽由数十位苏联工匠历时半月精心手工雕刻,象征苏联少年儿童对盟友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感谢。
一名苏联女少先队员真挚地说:“全苏联的孩子们希望您将它挂在办公室,每天工作时都能感受到苏联孩子们的心意。”
感受到这份深情,卡里曼毫无疑虑地答应,将国徽挂在办公室显眼位置,视其为苏联儿童对美国的友好象征。
从1945年至1952年,这枚国徽一直高挂在美国大使的办公室墙上,历经四任大使,没有人怀疑这枚国徽的身份。
它默默地监听着大使办公室内的所有通话,成为克格勃最得力的窃听工具之一。
直到1953年,一名克格勃高官叛逃美国,才令美国人震惊发现自己被装了监听器。
为了维护颜面,美国不得不将这一秘密严密封锁,不敢公开。
随后,“金唇”窃听器连同那枚国徽被秘密送往五角大楼,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解密研究,但其先进技术令美国人束手无策。
最终,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将这枚国徽和窃听器送入中央情报局博物馆,成为美国情报史上的一段耻辱记忆。
冷战期间,除了苏联努力监听美国使馆,美国同样将目标锁定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84年11月,阿列克谢耶夫被派驻美国大使馆担任三等秘书,成为联邦调查局觊觎的“重要线人”。
某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