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俄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一项重要决议，明确指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存在错误和政治偏见”，并指责这份报告是“苏联解体的起点”。言外之意就是为斯大林翻案，承认赫鲁晓夫犯了大错。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会议上用整整四小时，系统揭露并猛烈批判斯大林在位期间的“个人崇拜”与“极权统治”。那场讲话成为“去斯大林化”的起点，也引发了苏联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变。

如今，70年后的俄共决议，正是对那场“揭批”的正面回应。会议通过的文件中不仅否定了赫鲁晓夫的指责，还明确指出：“1956年的报告为历史虚无主义打开闸门，撕裂了国家认同的根基。”言下之意，赫鲁晓夫才是“历史错误的始作俑者”。

就在俄共通过决议的几个月前，伏尔加格勒机场正式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机场”。而推动这项更名的，并非某个历史学者，而是一个由老兵、退役军人、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组成的联名团体。他们认为，“斯大林格勒”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俄罗斯抵抗法西斯的精神图腾。

这个动作背后，其实是俄共二十多年铺垫的成果。早在1999年，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就在斯大林墓前高呼：“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领导人！”2021年，又在下诺夫哥罗德推动建设“斯大林纪念中心”。如今机场更名，只是整个“斯大林复归运动”中最亮眼的标志之一。

为什么斯大林这个曾经争议巨大的历史人物，今天又能被放回政治舞台？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许多俄罗斯人心中，他代表的是一种“强国意志”。

经济崛起、战胜纳粹、推进工业化、捍卫领土完整——无论过去的方式是否“粗暴”，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强盛。而今天，当俄罗斯面临经济制裁、北约围堵、地缘对抗加剧之时，民众对“强人领袖”的心理需求再度上升。在这种情绪基础上，斯大林就不再只是“铁血独裁者”，而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国家安全护盾”。

这也是为什么俄共在推动斯大林“正名”的同时，也在强调他在二战中的功绩、经济体系上的成就，而有意弱化其统治方式的争议。不是洗白，而是选择性提炼。

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在当年是一种体制自我调整的尝试，但从苏共内部的演变到后来苏联的解体，这套改革路线在俄共看来，走向了“自我瓦解”。

此次俄共决议的措辞并不模糊，直接将赫鲁晓夫的路线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西方和平演变挂钩，认为正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了苏联精神体系的崩塌，也给了西方“入侵意识形态防线”的机会。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历史观——对失败寻找内部责任人，而不是将矛头只指向外部。

在这个历史坐标系中，赫鲁晓夫成为“拆屋人”，而斯大林则被重新塑造成“奠基者”。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本质上是在重塑俄罗斯社会对权力、秩序与国家强盛的集体认同。

我们不得不提普京的态度。普京并没有像俄共那样公开为斯大林彻底翻案，但他的行为却在为“斯大林再塑”创造了土壤。

他批准机场更名、鼓励教科书强化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形象、支持军工厂恢复“忘我劳动奖章”，这一切动作都在传递一个信号：斯大林可以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但不等于苏联体制的全面回归。普京的名言也一语中的：“斯大林是独裁者，但忽视他领导赢得战争的事实是愚蠢的。”

这既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权衡，也是在国内外压力下维持统一叙事的平衡点。他让斯大林“脱意识形态化”，变成一种可以广泛传播的“国家胜利符号”，但并未允许其再次成为体制设计的样本。

从2023年起，俄罗斯中小学历史教材中加入了新的内容：斯大林被形容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其主政期间的工业化进程、抵抗纳粹战役、科技跃进被重点强调。

此外，军事课程中“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列为必讲模块，并配有全景沉浸式教学设备。也就是说，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祖国强盛源自英雄时代”，而这段英雄时代的核心人物，正是斯大林。

这说明，“斯大林正名”不再只是一场政党决议，而已转向一场深层次的国家叙事重构。它通过教育、文化、公共符号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

俄共也紧紧抓住这一点，启动“年轻化—专业化”战略，将斯大林形象与“新时代英雄”捆绑，试图让青年一代以此为骄傲。这种政治操作，绝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主动塑造未来的国民认同。

斯大林“翻案”，本质不是简单的过去对错之争，而是俄罗斯在当下国家压力中对“自身定位”的再思考。

在西方舆论眼中，这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是对独裁与压迫的“美化”。但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集体自尊心的修复，是在经济困境、战争阴影、外交孤立中对“国家强盛记忆”的重新依赖。在当下，美西方有意淡化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这本身就是对舆论话语权的争夺，俄共为斯大林翻案，本质上就是俄罗斯宣扬二战正确史观，重塑价值观，强化俄罗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