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一句话评价主人公方鸿渐：“你是一个好人，但全无用处。”这句话其实能适用于许多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些官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历代选拔人才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对官员的评价标准几乎都离不开“德”和“才”这两个字。一个能担大任的人，必定是德才兼备的。然而，历史上不乏那些自称“清官”的官员，尽管他们能力有限，却凭借这个标签混迹朝堂。有些人或许真的是无能，或许是以“清官”自保，利用这一身份来保护自己免受惩罚。可以说，这些“清官”只是通过高尚的名声掩盖了他们的空洞与不足。

雍正帝是清朝历史中一个十分特别的皇帝，他对官员的选拔标准与前朝大为不同。雍正将“才”放在了“德”之上，意味着他不仅要选拔有德行的官员，更要注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尽管如此，雍正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德行的要求，他依旧认为官员必须保持清廉正直，但他痛恨那些名声好、却毫无作为的官员。正因如此，像李卫、田文镜这样的官员，尽管他们的品行不一定完美，甚至有些被称作“酷吏”，但仍然受到了雍正的重用和信任。

雍正帝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标准来挑选官员，他注重实际能力，但也强调官员应具备足够的品行和政治智慧。雍正勤政，凡是品级较高的官员，在任职前都会受到雍正的接见考察，几分钟的交谈便能让他迅速判断出对方的真才实学。雍正一向不信盲目的舆论，认为许多所谓的“清官”和“贪官”不过是通过某些手段制造出来的公众形象。实际上，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可能会因为损害地方势力的利益而遭遇恶名，因此，雍正对选拔官员有着极其严谨的态度。他不会单纯听信外界的评价，而是亲自考察，确保选出的是实事求是、能力出众的官员。

雍正的选官标准，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父亲康熙帝的影响。在康熙年间，有一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然而他与上司噶礼互相参奏，指责对方贪污腐化。噶礼品行不端，但张伯行的弹劾却并没有实质性证据。康熙帝在私下里批评张伯行虽然清廉，但却没有治政能力，连基本的案件也无法处理，导致地方政务瘫痪。因此，康熙帝并不看重张伯行这类官员的清廉，他更注重官员的实际治理能力。

无论是康熙还是雍正，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刻意追求个人的清廉形象。在康熙眼中，像张伯行这样的清官，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不适合担任重任。相比之下，雍正对这些“清官”则更为直接，他对这些名声不错但实际毫无作为的官员十分不屑。

虽然雍正帝在位时间仅13年，但他却为清朝定下了许多关键的政策，尤其是在选官标准上，他的理念影响了清朝未来几代皇帝的用人策略。雍正时期的地方官员，与康熙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张伯行式的清官，在雍正朝根本无法立足。相反，雍正推崇的都是那些有能力、刚正不阿的“能吏”，这些人或许在性格上不完美，但他们能够有效地管理地方政务，维护社会秩序。

乾隆继位后，曾有御史批评雍正朝的用人标准，认为如果一味重视“才能”，可能会导致贪官横行，严重影响国家政务。乾隆初年的这种反思具有一定的道理，毕竟雍正晚期的选官方式中，确实有些官员因其能力出众，但缺乏品行，导致了地方民众的疾苦。然而，乾隆并没有改变其父的整体用人方向，虽然他强调官员的品行操守，但他仍然偏向于选拔那些有才干、敢于行事的“能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和珅，尽管他是个巨贪，但凭借卓越的行政才能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仍然深得乾隆宠信，并在朝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综上所述，清朝的选官标准为中国历史上关于“德”与“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答案。清朝历代帝王并不看重所谓的“清官”，而到了雍正时期，他将“才”作为选拔官员的最重要标准，这一政策也影响了后来的朝代。如今，尽管我们仍然强调德才兼备，但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官员少之又少。因此，今天的官员选拔仍然面临“德”与“才”之间的权衡，而其中，“法”字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反腐败也因此成为当今国家管理的重中之重。这也显示了今天政府在法治上的决心和魄力，这与古代的政治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