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明朝的名将徐达和常遇春带领大军攻克了通州，大都城的危局已经迫在眉睫。此时的元顺帝急忙召集了大臣们，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宣布了自己即将逃亡的决定。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元朝的统治集团并非没有一股英勇的血性。

在这危急时刻，哈剌章首先站出来反对元顺帝的决定，直言不讳地说道：“若是车驾一离，都城必定难以保全。金宣宗南逃之事，恐怕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臣愿死守大都，等待援兵的到来。”随即，中书左丞相庆童也表露了自己的心意：“我已经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有什么好说的？”面对一心死守大都的忠臣们，元顺帝的回应却异常干脆：“若到了这种地步，我难道要像当年的宋徽宗和宋钦宗那样，沦为俘虏吗？今天，岂能再像徽、钦那样？”他的话语里满是决绝与无奈。

当晚，元顺帝怀着不安的心情，匆忙从大都逃出，北上前往上都。直到八月十五日，他才在上都稍稍松了一口气。上都位于如今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面是龙岗丘陵，南面则有砧子山。上都河从西南至东穿城而过，四周有天然屏障，形势得天独厚。从忽必烈开始，这里便是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元代采取的是“两都制”：大都是控制金朝和南宋旧地的中枢，而上都则是蒙古草原的政治核心。

如果控制住上都，蒙古帝国便可以依托大都，调控漠北的局势。这一战略意义非凡，而元顺帝也将上都视为最后的依托。虽然他是元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但在历史的评价中，他的形象却多是“昏君”的代表。然而，元顺帝虽然屡遭批评，却并非一个只知享乐、不思进取的统治者。

元顺帝，本名妥帖睦尔，父亲是元明宗——即元朝的第二任皇帝，然而他被弟弟文宗所杀。文宗篡位后，曾将妥帖睦尔流放至高丽。文宗死后，妥帖睦尔被扶立为帝，继位的年份为1333年。此时，元朝的权力中心仍掌握在文宗的皇后与权臣手中。元顺帝通过右丞相伯颜的帮助，逐步除掉了文宗旧臣。然而，伯颜一度开始专权，最终在顺帝的谋划下，借助另一丞相脱脱的帮助，铲除了伯颜，最终掌握了实权，成为元朝的最高统治者。

在脱脱的辅佐下，元顺帝一度纠正了前几任皇帝的暴政，恢复了科举制度，并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与此同时，他还推行“文治”和“汉化”政策，治理水患、发展农业，疏浚黄河河道，试图缓解当时愈发紧张的民族矛盾。顺帝还精通建筑技术，亲自设计过宫殿的建筑图，所设计的“宫漏”时钟也堪称精巧，成为当时的科技奇迹。

然而，尽管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官员腐败以及改革中的种种失误，元顺帝的改革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随着时间推移，元顺帝开始放松对政事的关注，沉迷于游乐，逐渐滋生了贪图享乐的思想，国家事务被抛之脑后，最终成为了一个昏庸的帝王。

至元十四年，元朝的重要支柱——脱脱，在镇压张士诚的过程中，遭遇了陷害，被罢黜。此后，反元的武装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元朝的统治逐渐陷入崩溃的边缘。元顺帝在大都城陷落的威胁下，最终选择了北逃。

他在洪武元年八月十五日到达上都，并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十个月。这十个月的时光，成为了元朝命运的关键时期。初到上都时，元顺帝的心情依旧紧张，他害怕明朝大军会紧追不放。因此，他将上都的防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级别，甚至将原本的留守将领乃蛮台升任枢密副使，指挥一万名骑兵为自己保驾护航。

然而，虽然元顺帝的防备措施不遗余力，但明朝的进攻依然让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元顺帝多次派遣忠于自己的将领，如扩廓帖木儿，企图收复大都，然而一切努力都未能逆转乾坤。最为惨痛的失败发生在洪武二年二月，梁王也速亲率四万精骑进攻通州，企图重新夺回大都，但遭到明军反击，被常遇春与李文忠联合击败，元军撤退，损失惨重。

面对明军的接连进攻，元顺帝开始感到极度绝望。在与大臣们的讨论中，最终得出结论“无可为也”。六月十三日，绝望的元顺帝只能放弃上都，开始继续向北逃往应昌。应昌地处今天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是距离上都仅百余公里的地方。这里既能作为临时避难的地方，也能为他继续决定命运提供时间。

然而，当他得知明将薛显率军逼近时，他感到更加焦虑。在应昌，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继续北上前往和林，还是与朱元璋争夺中原？最终，元顺帝做出了选择——放弃了继续北上的计划，面对明军的压力，他又一次开始动摇。这种情况下，元顺帝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力量进行最后一次反扑，但因战败而无力回天。

最终，元顺帝在应昌病重，几个月后不幸去世。元顺帝死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元“宣光”，依旧称自己为“大元”皇帝。然而，北元政权的命运也随之走到了尽头，直到1402年，才被鞑靼部取代。

关于北元政权的存在，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元顺帝的北逃保留了蒙古人最后的力量，使得元朝的“正统性”得以延续；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元朝的实际灭亡始于元顺帝的出逃，北元仅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元顺帝在历史上被视为昏庸之君，但他的逃亡实际上给了蒙古人留下了一线生机。至于朱元璋，他虽然取代了元朝的统治，但也承认北元政权的“正统”地位，表示对于元朝的统治予以肯定，甚至多次致函表示支持。这种微妙的关系延续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直到明朝和北元都在后金的压力下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