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三年（1267年），当蒙古军队逼近襄阳城时，南宋与蒙古之间的生死较量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场对决成了两大帝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经过六年的苦战，1273年2月，襄阳的守将吕文焕因援军迟迟未到，心情愈加沉重，终于在接受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保证——“百姓不受伤害”的条件后，选择开城投降元军。

襄阳之战，持续了整整六年，最终以南宋的彻底失败告终。1274年9月，蒙古军队顺汉水而下，跨越长江，向南宋腹地推进。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争进程如同脱缰的野马，急剧加速。1274年末，鄂州（武汉）易手，1275年春天，建康（南京）沦陷，临安（杭州）几乎岌岌可危。1276年2月，年仅五岁的宋恭宗赵?在宫中举行仪式，宣布开城投降。此时，南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彻底灭亡，尽管在之后的几年里，南宋的残余势力在南方持续抗争，但这些反抗注定无法挽回大局，最终于1279年崖山一战后彻底消亡。

令人费解的是，襄阳城为何能抵挡蒙古军长达六年之久？为什么这一座孤城竟能成为南宋存亡的关键，失去它后，南宋为什么能迅速走向灭亡？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战略选择？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襄阳的战略意义非同寻常。从地理上看，襄阳地处“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要地，东接江汉，西邻川陕，南通湘粤，北连河洛，堪称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要理解襄阳为何如此重要，还需深入分析其军事价值。

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由秦岭淮河自然划分。秦岭山脉横亘西北，而淮河则将南北大地割开。对于任何一方政权而言，想要统一天下，首要难题便是跨越这道天堑。西边崇山峻岭，东边河道纵横，战时兵员、军械和粮草的运输异常困难。然而，这个天然屏障并非完全无法逾越，南阳平原成为南北通道的关键所在，而襄阳恰好位于这一通道的最南端，因此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占据襄阳，可以从南方向北打通河洛，进入中原，甚至威胁到关中；而从北向南，则可经汉江进入长江流域，直接威胁到南方王朝的江南地区。正因如此，清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襄阳为“天下之腰膂”，此地若失，南北必定分裂，或成为各方争夺的目标。

蒙古大军南下时，曾多次试图突破川陕，利用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进行顺流而下的攻击，但蜀中山路崎岖，进攻困难重重。即使大汗蒙哥在1259年攻占川东钓鱼城时也未能成功。相比之下，从东部的两淮流域南下，虽然捷足先登，但水网纵横，船只便捷，骑兵却难行，且地理位置离南宋京畿较近，防守严密，蒙军的进攻同样受阻。经过多次失败后，蒙古最终锁定了襄阳这个战略要地。

襄阳的防御能力也成了其能够坚守六年的根本原因。襄阳由襄城和樊城两部分组成，分别位于汉水的两岸，这种双子城结构极具防御优势。尤其是襄阳城，三面环水，仅西侧有山地相隔，只有两条羊肠小道通向外界。此外，襄阳还拥有180米宽的护城河，使得蒙军的骑兵在进攻时受到了极大阻碍。蒙古骑兵虽然精锐，却不擅长攻城，而襄阳的坚固防御，加之初期缺乏足够的重型攻城器械，使得蒙古军无法迅速突破。

但并非所有的防守都能一帆风顺。蒙古在战争初期就决定采取围困战略，逐步修建围墙、工事，形成密集的防御网。襄阳的守将吕文焕，尽管有足够的粮草储备，但在吕文德的领导下，南宋却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吕文德应允蒙古人建立“榷场”贸易站，而这一决策为蒙古提供了便利，使得其可以逐步扩展防线，最终形成了对襄阳的包围之势。

在这段漫长的围困过程中，南宋曾多次组织救援，然而，由于襄阳的陆路交通完全被切断，唯一的支援途径便是水路。而且，蒙古军早已在汉江下游修建了数十里的防御工事，使得南宋的水军进攻困难重重。即使南宋曾出动15万水军，进行13次救援行动，但大多数时候，救援都未能成功。只有在暴雨涨水的特殊情况下，才得以突破防线两次，但这些援助对于长期围困中的襄阳城而言，几乎无济于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襄阳守军的粮草逐渐消耗殆尽，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使得城中的战斗力逐渐下降。更致命的是，蒙古军引进了西域的投石机“回回炮”，这一远程重火力的攻城武器，彻底打破了襄阳的防线。

1273年2月，面对战斗的持续和内外困境，吕文焕终于在寒风中决定开城投降，六年的顽强抵抗以失败告终。元军虽然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直至1274年，蒙古大军重新整备，并再次发动攻势，1276年2月，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宣告沦陷，最终彻底灭亡。

襄阳失守后，南宋的灭亡速度出乎意料地迅速。从襄阳到临安，仅仅用了三年时间。而在这三年间，南宋虽然依然保有东南大片领土，但最终未能抵挡住蒙古的全面进攻。

南宋的失败并非单纯因襄阳一役，而是多个因素的叠加。以太平天国为例，尽管其一度处于劣势，但凭借长江防线、数年的抗战，其反抗依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相比之下，南宋失去襄阳后，几乎迅速崩溃。合理的战略可能是在战争初期就放弃襄阳，集中力量防守鄂州（武汉），并以此为基础构筑稳固的长江防线，保持南宋最后的抗战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