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与政变，这两件事常常令任何一个政权胆战心惊。因为它们意味着统治阶层内部的裂痕已经深不可调，不得不诉诸暴力、阴谋、恐吓等各种阴暗手段，去驱逐甚至铲除对手。这些剧烈的权力斗争，从古至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一幸免。

想想那些耳熟能详的例子：日本的本能寺之变，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热月政变，朝鲜的中宗反正。中国更是兵变频发，玄武门之变、夺门之变、陈桥兵变，屡见不鲜。然而，提起美国，许多人总以为这片土地从未遭遇过兵变或政变，认为它是例外。那么，这真的是事实吗？如果是，它凭什么能保持政权的稳定？

先给个答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不仅经历过政变，还发生过兵变。讲明白之前，先厘清两个概念：兵变指军队叛变，引发大规模内战，以达到权力转移；政变则是通过有限的阴谋，比如架空、暗杀等方式，迅速更换权力核心。

由此明白，南北战争就是南方政治势力借由军队叛乱，挑起内战，试图将南方的治理权从联邦政府手中夺取，这是典型的兵变。而林肯和肯尼迪总统遭遇暗杀，正是通过阴谋杀害现任最高权力者，意图实现政变。下次若有人吹嘘美国制度优越到能避免兵变政变，务必提醒他们，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件大事：南北战争、林肯遇刺和肯尼迪遇刺，足以说明问题。

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并非美国有没有发生过兵变政变，而是在这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什么这类事件相对罕见。说这话并非为美国洗白，美国社会实际上极度分裂，内部矛盾远超常人想象。

首先，美国实行联邦制，与大一统国家截然不同。除了没有全国统一的军队外，每个州都几乎是独立的王国。这种结构必然加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比如，中央政府出台环保法案，限制高污染行业发展，若某州经济严重依赖冶金、采矿等重工业，州政府自然要抗争。这与多数国家地方政府甘心服从中央全盘考虑不同，美国各州领导只对本州选民负责，不满中央决策，自然滋生摩擦和冲突。

再者，各州拥有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权，甚至刑罚标准也不统一：一个人在加州或许判终身监禁，而在佛罗里达却只判十年。如此独立的权力结构，赋予了地方政府挑战中央的底气，加上激烈的利益冲突，极易催生叛乱与分裂。难怪加州时不时就闹独立风潮。

除了政治体制，文化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早期实行白人至上主义，残酷压迫其他族群。尽管时至今日，政府有所改进，少数族裔地位提升，但旧日恩怨难以抹平。过去奴役与统治的记忆深深刻在心底，各族间仇恨与隔阂挥之不去，频频引发示威游行，城市中时常硝烟四起、砸店抢劫。历史上的南北战争，正是因解放黑奴问题引发的惨烈内战。

地方与中央、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如层层叠加的火药桶，使美国政府始终处于火山口上，稍有不慎就可能爆发毁灭性的灾难。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先天缺陷明显的国家，竟然能够坚持二百多年，并且一次次躲过了兵变与政变的巨大风险。这背后的力量是什么？

美国制度在此中功不可没。虽说美国体制常被诟病为效率低下，偏袒资本家，忽视普通民众，但正是它那看似不完善的制度，有效抑制了兵变政变的发生。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讲一点：发动兵变或政变都源于利益驱动。于是关键在于，美国制度如何抵消发动政变带来的收益。

第一，军队国家化。美军不隶属于行政系统，避免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要发动兵变，需从零开始建立利益纽带，成本高昂且危险重重。军队高层退役后可参与政治选举，确保其合法参政权利。历史上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是军人转型政治家的代表，这种合法途径大幅降低了军事政变的诱因。

第二，合法持枪。美国允许公民持有枪支，尽管这导致社会暴力频发，但同时赋予普通民众抵抗暴政的能力。若政府滥用警力，民众能够武装自卫，使得任何政变发起者都必须面对人民战争的浩瀚浪潮。即便普通民众装备简陋，胜利后也只会换来满目疮痍，令政变失去意义。

第三，全民直选总统。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议会选举制，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元首，而美国采用总统直选制，民众直接投票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虽然总统往往远离基层生活，政策宏观且脱节，但对美国这类撕裂严重的社会而言，这是一种缓和矛盾的有效手段。各族群可通过投票推选代表自己利益的领袖，权力通过制度和平轮换，减少暴力冲突的空间。

第四，允许游行和容忍一定程度的暴力。美国的抗议活动规模庞大且常常伴随骚乱，但警察有权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这种“低烈度”的暴力被默许。让民众通过游行和示威释放不满情绪，比真正武装反抗政府来得更可控。虽然商家和城市居民苦不堪言，但这是维护整体稳定的权宜之计。

综上所述，军队国家化、总统直选、合法持枪和政府默许的低烈度暴力，这四大机制共同制约了兵变政变的爆发，令美国政权保持相对稳定。但这只能缓解矛盾，无法根除利益分配的不公。不然也不会出现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的惊险场面。

想要真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美国仍需经历漫长的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