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后，韩先楚被调往兰州军区工作。然而，在工作中，他与政委冼恒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站在冼恒汉的角度看，韩先楚自从到兰州军区后，似乎总是质疑之前的工作成果，要么推翻其他人的决策，要么以健康问题为由，长期在外地看病休养，工作上的参与度远不如前两任司令员那般深入。这让冼恒汉产生了不小的意见，认为韩先楚的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冼恒汉与韩先楚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交情。冼恒汉曾回忆道，韩先楚在战争时期的英勇表现让人耳熟能详，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因此他的名字在军事圈内非常响亮。至于韩先楚是否认识冼恒汉，实际上并不好说。毕竟，他们此前并无太多交集，彼此的了解或许也仅限于一些表面。

自1957年起，韩先楚便驻守东南，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这里是前沿阵地，面对蒋匪空袭和海上攻击等威胁，韩先楚一待就是16年。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福州军区的第一政委叶飞兼任党委第一书记，但由于他大量精力投向地方事务，军区党委的工作实际上大多由韩先楚来决策。随着形势发展，地方工作压力不断增大，韩先楚逐渐身兼多职，成为了福建及福州军区的核心人物。1973年12月调任兰州军区后，韩先楚不再参与地方工作，且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成为了冼恒汉。这从权力格局上看，韩先楚似乎遭遇了某种削弱。

冼恒汉虽然调往西北工作，但内心其实有些不满，尤其是面对韩先楚的方式和决策。他觉得韩先楚在视察兰州军区的边防建设、战场布置及战备训练时，频频提出不同意见，似乎每个领域都在否定和推翻之前的努力和成就。冼恒汉认为，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强硬，甚至有些过火。

然而，个人认为，韩先楚并非故意去挑剔或挑刺。在过去的军事生涯中，韩先楚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他对于战斗的判断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作为一名长期在前线奋战的指挥员，尤其是在福建，时常面对零星的小规模战斗，他始终处于随时备战的状态。而从历史经验来看，韩先楚对战术和作战方案的独立见解并非新鲜事。早在调任3纵司令员期间，他就曾因秋季攻势作战方案与政委发生过激烈分歧。他认为作战方案过于保守，提出大胆的长途奔袭策略，最后也证明了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韩先楚对于战斗方案的坚持，时常让他与团队的其他成员产生不同意见。比如在四保临江战役中，他坚决反对先打弱敌的方案，而是直接选择迎战强敌，这一决策最终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韩先楚在军事指挥上拥有独到的眼光和坚定的决策力，但这也使得他有时显得有些“霸道”，缺乏对他人意见的包容与尊重。

冼恒汉显然对韩先楚的这种强硬态度感到不满。即使韩先楚有时推翻了军区之前的一些工作成就，但冼恒汉认为，作为军委所定下的方向和任务，很多问题并不需要去重新审视和改变。这种对决策一再推翻的做法，使得冼恒汉在内心感到有些过分。

此外，冼恒汉还对韩先楚在工作中的不专注有所指责，尤其是他长期以身体不适为理由，频繁去北京或其他地方看病休养。冼恒汉认为，这种行为让他显得不如张达志、皮定均等前任那样全身心投入工作。事实上，韩先楚的身体状况确实并不好，早在五十年代的金门炮战前，他就曾前往北京休养，金门炮战期间，由于身体原因，叶飞代为指挥。韩先楚的肝病在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始终无法得到彻底的治疗，只能通过休养和药物维持。相较于兰州的医疗条件，显然北京、上海的设施要好得多。因此，冼恒汉的批评有失偏颇，不能单凭韩先楚的休养来否定他对工作的投入。

如果从历史上看，韩先楚并非唯一因为健康原因而短期离开工作的领导。1975年，陈先瑞因患心脏病和肝病从北京军区调任成都军区，身体原因让他不得不频繁休养，最终直到1977年才重新恢复工作。

事实上，1980年，韩先楚不再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改为军委常委，这一变动或许正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减少他一线的工作压力。

随着矛盾的逐渐加剧，冼恒汉与韩先楚之间的争执愈发明显，甚至不得不引起上级的关注和干预。虽然上级出面调解，但由于局势复杂，最初的调解并未奏效，矛盾依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事实上，在许多高层领导之间，尤其是两位核心人物，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往往难以避免冲突。比如北京军区的杨勇和廖汉生之间也曾存在过分歧，性格和工作风格的差异往往影响到彼此的合作。为了促进团结，他们经常开通气会，坦诚交流，化解误会与隔阂，这样的沟通机制有效地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