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曾在数月前撰写过一篇文章《刘伯承带病作检讨是彭德怀要求的？多少年了，这件事应该讲清楚了》，文章回顾了1933年2月，红军执行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时，刘伯承和彭德怀两位军事巨星的表现。那时，刘伯承被誉为“军神”，彭德怀则以“战神”著称，两人都在那场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老覃在多年前也写过一篇文章《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文中讲述了当时刘伯承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联合，在“宁都会议”上力推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最终导致毛主席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初期，刘伯承对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

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实际的战斗经验，刘伯承逐渐意识到，革命的胜利并非依赖于一时的权谋斗争，而是需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通过与毛主席的接触和学习，刘伯承最终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才是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路径，从此他坚定支持毛主席，成为其忠实的追随者。

与之同时，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逐渐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刘伯承在反对中央局《作战新计划》和其他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撰写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理论文章，明确阐述了游击战的实用性和必要性。通过这些理论上的深刻总结，刘伯承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一起，为红军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在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已突破了红军的多道防线，战局愈加严峻。尽管如此，一些留洋派的指挥官仍然固守着错误的作战理念，强行按照不切实际的战略执行，导致红军遭遇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形下，刘伯承坚持支持毛主席的游击战略，坚决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教条主义和独断专行。最终，李德的坚持错误战略使得刘伯承被迫辞去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与刘伯承的坚定支持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态度相比，彭德怀在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表现上显得更加激烈和突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已经调整了作战方针，采取了“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策略。然而，博古和李德依然要求红军坚持“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进行传统的堡垒战和消耗战。彭德怀对此愤怒异常，拍案大骂：“过去我们作战讲究的是突然袭击，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现在却要以敌人的强项来和敌人硬拼，结果必定是失败。”

在1934年4月1日，彭德怀给军委写信，要求立即改变战略战术，提议组织游击队深入敌后进行干扰，以便突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然而，李德等人依旧无动于衷，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判断。到了1934年4月10日，广昌失守，彭德怀愤怒至极，他对李德的指挥能力表示极大的不满，认为他不过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甚至斥责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直言他对红军的失败毫无感同身受。

刘伯承和彭德怀，作为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与毛主席共同奠定了红军的基础，他们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拥护者。

老覃在前天又写了一篇文章《1929年，林彪四战四败，红四军军部差点被端，毛主席仍重用他如故》一文，提到林彪是毛主席亲自提拔起来的青年将领，但在毛主席被教条主义者迫害，暂时离开军事岗位之后，林彪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最初，博古、李德等人排斥毛主席灵活多变的战略思想，坚持要红军攻打大城市、进行硬碰硬的对抗。林彪作为军团长，在压力之下，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一起起草了一份《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试图重新引导红军走上毛主席的游击战道路，但却遭到李德的打压。

李德发布命令，宣布任何对中央指挥不满或反对“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林彪面对这种压力，毫不犹豫地开始执行“短促突击”战术，并全力支持李德的错误战略。他还积极邀请李德来讲解“短促突击”的要领，并撰写了《论短促突击》的心得，公开发表在中央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

与林彪的妥协态度不同，彭德怀在面临李德的威压时表现得更加坚定和强硬。毛主席曾沉痛地感慨道：“一个硬汉子，一个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