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留言问道，如果把清代的知县比作现代的县委书记或县长，那么县丞是不是相当于副书记或副县长？乍一看，这个类比似乎合理，但细细推敲后，却发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为此，御史特地撰文，打算详细讲解一下县丞这一职务的具体情况。

清朝县级行政机构中的官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官，即掌印官，也就是知县；第二类是佐贰官，包括县丞和主簿；第三类则是属官，涵盖了很多岗位，如典史、巡检、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以及河伯所大使等各类职务。

根据大清官制，县丞的官阶为正八品，仅比知县低一品。但从出身层面来看，县丞的身份远低于知县。县丞多是通过恩、拔、副贡等贡监生的考试录取，凡是进士、举人出身者，通常不会被授予县丞职位，实际上进士和举人这两个阶层也普遍看不上县丞这个岗位。

从数量上来看，县丞也并非每个县都配备，是一种非标配的职务。根据《光绪会典》的记载，全国共有知县1314人，而县丞只有345人，不到知县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345名县丞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情况为：顺天府3人，奉天府2人，直隶7人，山东31人，山西6人，河南17人，江苏29人，安徽15人，江西48人，福建23人，浙江45人，湖北18人，湖南14人，陕西18人，甘肃9人，新疆1人，四川18人，广东20人，广西9人，云南3人，贵州9人。

那么县丞设立与否是否有明确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一般来说，行政事务复杂、要务繁重的县会设县丞或主簿，甚至两者皆设；业务较为繁忙的县，有时设县丞，有时不设；而事务简约的县，则通常不设县丞。

不过，也不能完全以此划一，有些县虽行政简单，但因辖区内涉及河务、粮马管理或漕运任务，这类县也会设县丞专门负责某些专项事务。

官方对县丞的定位较为明确，即辅助知县办理各项行政事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县丞的地位却非常尴尬，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辅助作用。

清代地方官员体系，从总督、巡抚到府、州、县长官，实行的是正印官“独任制”，佐贰官被逐渐边缘化，州县行政事务主要由幕友、长随、房吏和差役等人负责。

虽然县丞名义上是“二尹”，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实权，甚至可以说其地位不如一些没有官品的幕僚。

与明代相比，清代县丞的权力大为减弱。明代县丞是真正的二把手，重大事务须知会县丞和主簿并协商处理。

此外，明代知县外出或离任时，县丞按例署理知县职务，重要公文需知县与县丞共同签署生效，足见明代县丞在权力上还能与知县抗衡。

这与现代县级党委常委会的模式类似，县委书记、县长掌握主要权力，但重大事项要会议决定，副书记、副县长作为副手，也有发言权和一定的决策影响。

然而，清代县丞的处境很不乐观。《大清官制》明确规定，“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佐贰官，非曾经卓异，或历俸五年以上不准委署正印”。

这一要求极为严格，获得“卓异”奖赏者凤毛麟角，否则就必须在县丞岗位上有五年以上经验，才可能升任正印官。

从具体的行政事务决策权看，县丞完全没有参与权，知县可自行处理所有重大事务，典型的一言堂作风。

县丞无法干预县里大事，只能作为知县的派遣官，分管某些专项事务。除附郭县的县丞有一定行政权外，大多数县丞不在县城办公。

那些负责专项事务的县丞，通常驻扎在县城外围的重要镇或交通要冲，如松江府奉贤县丞驻高桥镇，金山县丞驻朱泾镇，青浦县丞驻七宝镇等。

虽然县丞可以单独办公，但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县丞衙门一般只有七八名差役，遇到重大刑事案件，县丞只有羁押权，审讯权必须上报县城知县处理。

实际上，县丞派驻地方主要职责是维护治安、督促纳税，职责范围类似现代乡镇机构，相当于乡镇书记的角色。

若县丞设在县城且负责河务、粮储等事务，其职责则更接近现代局级部门负责人，但级别仍是正科级干部，与副书记、副县长等副处级干部还有明显差距。

正因县丞、主簿等佐贰官缺乏核心决策权，清代官场常将佐贰官戏称为“闲曹”、“冗官”。正印官的地位不可动摇，哪怕是七品知县，也比六品的州同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