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根据中央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并采用兵团制，下辖直属队以及四个兵团。四个兵团司令员分别是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以及邓华。

萧劲光、程子华能担纲兵团司令员并不稀奇。

萧劲光在入东北之前，就是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参谋长，到东北后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之后出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负责指挥南满部队配合北满部队打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

程子华之前就是东北局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冀察热辽根据地划归东北局，就从战略上来讲，他率领的冀察热辽部队在南面是单独的一块，是中央进行东北战略的一个大部署。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成立了两个前方指挥所，第一前方指挥所就是由萧劲光统帅，第二前方指挥所就是程子华统帅。

后来这两个前方指挥所，分别成了东野最早设立的两个兵团指挥部，直至四野成立后，这两个兵团指挥部分别改为十二兵团指挥部、十三兵团指挥部。

至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则是由刘亚楼出任，刘亚楼是原来东野的参谋长，天津战役期间曾指挥34万大军，他出任兵团司令员，并无问题。

最后就只聚焦到一个人身上——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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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聊过邓华出任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当时是从个人能力方面细致去聊的。

不过，当时聊的时候，其实是漏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一纵司令员，首任38军军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李天佑。

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讲，李天佑似乎更有资格出任兵团司令员，邓华其实相当于是异军突起。

1949年1月天津战役中，刘亚楼是攻城总指挥，当时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攻击集团，其中东集团是邓华指挥的两个纵队，李天佑指挥的是西集团的两个纵队。

上级似乎也有意考察两人，看两人是否有担任兵团司令员的能力。

邓华在天津战役之前，其实并没有指挥多支纵队的经历，而李天佑则不同，他有过多次机会指挥多支纵队打大规模战役的经历。

从过往经历看，邓华是政工干部出身，后来才有了带兵的经历，李天佑是实打实的战将出身。

不过，李天佑也确实有个短板，就是1939年就去苏联治病了，后来九年多没有打仗，一直到1947年4月，李天佑才接替万毅出任一纵司令员。

这也牵出了东野在这个时间节点经历了一番大规模的人事变动。

简而言之一句话，东野这段时间集中换了一批能打的将领上来，让他们到一线去带兵打仗，这一过程是发生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即东野改防守为主动进攻的关键时候。

万毅最初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里还很不痛快，但经过东野首长再三做工作，这才同意，但同时要求不去后方，而是留在作战部队学习。

东野首长系统的考虑了万毅的想法，于是改变了调职命令，改任万毅为一纵政委。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李天佑调任一纵司令员，众人表面上虽然没多说什么，但私底下的质疑其实不少，不少人都认为，李天佑阔别战场九年多，会不会打仗还是两说。

据李天佑将军之子李亚宁在《我的父亲李天佑》一书中记载：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位原一纵的秘书当着他们一家的面曾说了一句话“你爸爸在苏联吃了洋面包，到东北急于打几个好仗”。

要知道一纵起源是当年平江起义的老部队，抗战时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6团，后来是到了山东以后，才融入了东北军起义的111师，基本盘没什么变化，可即便这样，李天佑仍然遭到不少质疑之声，可见他当时处境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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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李天佑率一纵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确实打出了成绩，可在后来三战四平却吃了不小的亏。

当时国民党军在“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失利后，决心集中兵力固守占领区，一方面是继续分割我东北与华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另外一方面则是继续等待关内援兵。

东总后来请示中央后，决定化被动为主动，乘敌分散守备之机发动攻势。

李天佑率领一纵渡过松花江后，配合二纵以及两个独立师在长春以西“哪吒闹海”，驻四平、长春的国民党军在察觉我军渡江后，立刻出援。

二纵攻克怀德后，四平、长春援敌有后撤的意图，东总决心趁着四平、长春守敌出援后撤之际，吃掉由四平出击的国民党军71军。

李天佑在接到命令后，行动果决迅速，立即突击至大黑林子地区，配合二纵围歼71军出援的两个师。

一场激战过后，国民党军71军88师以及91师大部被我军全歼，此战中李天佑率领的一纵仅用了6个小时就突破了敌阵，并击毙敌88师师长师长韩增栋。

整个夏季攻势中，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被迫采取坚守长春、四平、沈阳等核心要地。有鉴于此，东总决定趁四平守军势弱之际，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切断国民党军南满、北满之间的联系。

为保万无一失，东北民主联军调来一纵，并在西满纵队配合下，发起夺取四平的战役。

应该说三战四平是李天佑上任一纵司令员以来第一次挑大梁。

可李天佑却差点搞砸了。

客观上来看，三战四平我军还是比较占优势的，毕竟此前作战，我们就把防守四平的敌71军88师、91师两个师打残了，仅剩一个87师，即便就是加上同在四平的13军54师，总计兵力也就1.8万人，而东总为了拿下四平，集中了七个师的兵力（六纵十七师一开始为预备队），

一开始，三战四平非常顺利，一纵的一师、二师加上配合的西满纵队很顺利的就扫清了外围，并攻入城中。

可东北民主联军低估了国民党军守城部队的实力，陈明仁在此前作战失利后，就把全城的保安团、警察等力量集合起来，使得四平守敌兵力猛增至3.5万人，而且陈明仁借鉴日军城防经验，将四平修筑成“陈明仁堡垒”，钢筋混凝土地堡群遍布全城，给攻城部队造成了很大困难。

不过，由于攻城部署安排不恰当，导致了力量分散，突入城中的部队因为得不到接应，被陈明仁集中火力围攻，部队出现了很大的伤亡。

也因为负责主攻的一纵一师、二师伤亡过大，后来不得不调预备队六纵十七师投入战斗。

三战四平期间，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攻占了陈明仁的指挥部，四平大半个城都被我军占领，然而由于攻城部队伤亡巨大，最终一纵、西满纵队部分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六纵另外两个师也被调来参与攻城作战，攻城总指挥也换为六纵司令员洪学智。

然而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十个师的援军已经赶到，其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四平附近的泉头车站。企图解四平之围，并与民主联军决战于四平外围。

三战四平最终以我军失利告终。

此战对李天佑的打击不可谓不大，从此前公怀路追击战到后来兵败四平之下，前后间隔也就不到一个月，这其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很多人以为，李天佑后来落选兵团司令员，和三战四平的失利不无关系。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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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四平失利对李天佑而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问题并不是出自李天佑本身。

当时东总在事后总结了三战四平失利的教训，尽管也有指挥上问题的总结，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时我军还不具备实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城市，特别是缺乏攻坚的重武器。

李天佑后来检讨四平失利，并上报检讨总结后，司令员同志亲自给李天佑写了封信，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让李天佑放下包袱。

值得一提的是，三战四平打出来一个邓华。

邓华当时是西满纵队司令员（辽吉纵队），在四平攻坚战期间，也是他事先察觉出城内敌人兵力过多的情况，建议增调一个纵队上来。

东总后来虽未采纳邓华的意见，但在战后却发现了他极具战略眼光。

不久之后，西满纵队升格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邓华仍任纵队司令员。

1948年3月，四战四平，东总调集一纵、三纵（韩先楚）、七纵（邓华）加一个独立师共10个师的兵力，当时四平守敌只剩下重新组建起来的88师，其余的都是保安警备部队。

李天佑再度担任攻城总指挥，指挥10个师进攻四平，仅用了23个小时，就全歼了守敌，并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可谓一雪前耻。

从某种程度而言，东总对李天佑的信任依旧。包括后来辽沈战役开始以后，李天佑率领的一纵担纲总预备队的职责。

客观上来看，李天佑确实具备出任兵团司令员的资格，甚至可能超过邓华，并且还在韩先楚等将之上。

李天佑后来落选兵团司令员，原因可能并不复杂，一方面邓华确实很优秀，而且还是军政双优，相比之下，李天佑、韩先楚略显偏科，另外一方面，李天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据说在平型关战役前，李天佑就无法入眠，后来他自己解释，这一战是他第一次和日本鬼子作战，全国人民都看着，心里比较有压力。

李天佑1939年就赴苏联治病，长期的军事生涯使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即便是不打仗的时候，他也很难睡好，打仗的时候就更不用提了。

抗战胜利后，李天佑跟随101到东北，出任松江军区司令员。

一天晚上，101带着一个作战参谋到他的防区查看地形，当时松江地区匪患尚未完全根除，所以李天佑紧张的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也是半夜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李天佑突然想起来，他们宿营的这个村子背靠河水，一旦遭遇土匪偷袭，很可能遇到危险。

天不亮，李天佑就去找了101，催他们赶紧上路。

李天佑这一催，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就在他们离开村子后不久，就有土匪武装偷袭了村子，因为土匪事先得知，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夜晚宿营在村子里。

这个情况一面反映出李天佑战争嗅觉敏锐，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他神经衰弱的问题一直没好。

1970年，李天佑在北京病逝，年仅56岁，相较于诸多开国将帅，李天佑算是英年早逝，他是开国上将中既没能在解放战争末期当上兵团司令员，也没能在建国后出任大军区正职唯一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