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陷入一片混乱。最初是黄巾军起义，由张角领导，掀起腥风血雨。随后，董卓凭借军权横行朝廷，肆意摧残百姓，生灵涂炭。接着，群雄割据，诸侯纷争，经历了无数战火纷飞的岁月，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原本繁荣的王朝，为何会走向分崩离析的命运？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指出，东汉末年走向三国分裂，其根本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崩溃。对此观点，我颇有共鸣，认为非常有启发性。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百花齐放。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纷纷涌现，成为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的代表。那个时代是学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相互激荡，为后世奠定了深厚基础。

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强调法治和中央集权，推崇效率和严密的管理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许多学派因此遭到压制，发展受到限制。尽管如此，法家因其治国利器的地位继续发展，儒家仍坚持传播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道家那玄妙飘渺的哲学也在潜移默化中延续。

汉朝建立初期，刘邦采纳“汉随秦制”，但对刑罚制度有所放宽。文景时期，推行黄老之术，强调休养生息，国家快速复苏，对各种学派也逐渐宽容，允许自由发展。虽经济富足，国家实力却不够强大，面对北方匈奴威胁时表现柔弱，只能以和亲缓解矛盾。

西汉鼎盛期则属汉武帝治下的前半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深知国家富强需集权统一，并提升皇权地位。因此，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从此成为主流思想，成为朝廷推崇的核心价值。

但汉武帝治国并非单纯依赖儒学，他在强化儒家伦理的同时，国家治理依旧沿用法家的严厉手段，广泛使用酷吏维持秩序。这种“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为国家既稳固又充满活力，学术与人才都有充分发挥的空间。

到了汉元帝时期，局势开始恶化。年轻的皇帝狂热迷信儒学，偏重重用儒家文士，忽视了法家强硬的干吏力量。结果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国力逐渐衰退。正如毛泽东所言，西汉的衰败始于汉元帝，这一评价切中要害。

西汉最弱时，外戚王莽趁机篡位，建立“新朝”，但这个朝代短命如兔尾，不久即被刘秀推翻。刘秀重建汉朝，继续推崇儒术，广纳贤才，国家一度恢复元气。

东汉初期，形势一片大好，功臣纷纷受封赏赐，官员待遇远优于先秦时期。但随着时间推移，外戚和宦官逐渐掌控政权，成为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外戚如窦氏、阎氏、梁氏家族声势浩大，尤其梁冀凭借操控皇帝，专断朝政近二十年，被称为“跋扈将军”。

读书人渐感失望，认为只要与梁家势力亲近，读书无多大用处。与此同时，东汉晚期宦官权势同样强大，“十常侍”等人物个个声名显赫。士人本期望皇帝秉持儒家理想，排斥外戚宦官，依靠士大夫共治天下，然而现实却是皇帝或依附外戚，或与宦官同流合污。

这种情况使得儒家维护的道德观念严重受挫，许多读书人被边缘化。知识分子若想获得重用，只能投靠宦官或外戚，除此之外难有发展空间。士大夫们逐渐对现实失望，转向玄学和清谈，强调精神层面的探讨。那些附势于权贵者被视为“浊流”，而自诩纯洁高雅的清谈者自称“清流”。

随着时间推移，朝廷对士人的吸引力愈发减弱，大批英才选择自立门户，纷纷起兵割据。董卓乱政时，有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汉室日益衰弱，而诸侯势力不断壮大，分裂局面不可避免。经过长期战争，最终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东汉末年的乱象表明，中央政府已无力维系过去的治理体系。外戚宦官的权力膨胀，遭到士人强烈抵制，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成为分裂的根源。仇鹿鸣教授的结论深刻而精准，笔者对此深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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