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颛顼历”，是中国古代六大历法之一，采用十九年七闰法，每回归年为365又1/4日（即四分历），相当于公元前366年秦献公时代开始制定，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广至全国。直到汉武帝建立太初历后，这一历法才被废弃。

《史记》中有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自以为主少昊之神。”《山海经》则提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秦人祖先来源于少昊与颛顼，基于这一点，他们所采用的历法自然被称为“颛顼历”。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史书记载中提到秦人曾“在西戎，保西垂”，似乎秦人是西方部族，而少昊、颛顼则是东方部族的首领。如此一来，秦人的祖先真的是颛顼吗？对此，陕西的现代考古发现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再次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

关于秦人祖先的具体身份，最具权威的资料无疑应是秦人自己的自述。而现代考古发现恰好提供了秦人自述的证据。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南指挥村的“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中国发掘的最大先秦时期古墓。墓主人被确认为秦景公，他的同母弟后子针曾评价秦景公为“秦公无道”。考虑到如此庞大的墓葬规模，这一评价并非空穴来风。

在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了最早带有铭文的石磬，这座石磬刻有详细的铭文，记录了秦景公接待周天子的实录。其中，铭文不仅提到秦王族源自黄帝之后，还明确指出“高阳有灵，四方以鼐平”。这意味着秦人自认为是高阳氏颛顼的后代，正是由于颛顼及其祖先的庇佑，秦国的境内才能安定繁荣。显然，石磬铭文与《史记》中“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的记载相吻合，且在那个时代，国家大事关乎祭祀与军事，秦人显然不会搞错自己的祖源。因此，秦人的祖先就是颛顼，正因为如此，他们所采用的历法才会以“颛顼”为名，同时他们也会祭祀东方天帝少昊。

秦人以颛顼为祖，这一点不仅在考古上得到了印证，也与东部的考古发现有些许呼应，进一步揭示了秦人起源的问题。过去，很多学者认为秦人可能来自西部戎狄或土著部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例如，清华简中的一则记载提到周成王将“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这表明秦人源于东部地区。由此，秦人与东夷民族在崇鸟等文化习俗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大业的传说。

1973年，在山东济南莱芜一带发现的“嬴城遗址”，就被认定为秦人的发源地。这个遗址分为南北两城，北城建于商代，而南城经历了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等多个时期的变迁。经考证，这一遗址正是秦人的祖地，表明秦人曾在商代时期生活在济南地区。

对于颛顼的起源，文献记载亦有所依据。《左传》指出“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而《竹书纪年》则提到“颛顼居濮”。近些年，河南濮阳的高城遗址被确认为卫国的都城帝丘。综合考古与文献的记载，颛顼最可能的发源地就是河南濮阳县一带。

从济南到濮阳的距离大约为275公里，按照今天的高速公路计算，实际行程并不遥远，因此秦人与颛顼的祖源之间，存在一定的地理交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濮阳地处黄泛区，可能促使颛顼的部族向南迁徙，最终秦人经过长时间的迁徙，逐渐定居在济南一带。

最后，对于本文的讨论，还有两点值得强调。首先，文献和考古的双重证据充分证明了“颛顼为秦人之先”的结论是可信的。反过来说，史书的可靠性，特别是《史记》及其他中国古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甚至《山海经》所载内容也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史书，我们应怀有更多的敬意，而非仅仅依赖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质疑。

其次，关于“秦人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的记载，并不意味着秦人源于西部，而是表明秦人在商朝晚期曾经有过一次迁徙，定居在了“西垂”地区（即现在的山西西部）。这为后来的秦人在商朝灭亡后飞廉、季胜等人迁至山西霍太山一带提供了背景。因此，史记并未搞错秦人的祖源，真正的问题在于后人对史料的理解出现了误差。

参考资料：史记、山海经、左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