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涌现了数百位帝王。然而，帝王的才德各异，有的英明神武，励精图治；而有的则昏庸无能，荒废政务。尽管如此，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无疑是三位非常杰出的帝王，他们一次次带领中国走向了辉煌的巅峰。

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曾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其中，宋太祖常被认为不配与其他三位并列，甚至有些历史爱好者根据这首诗称其为“赵韵脚”，这意味着宋太祖的表现不足以和秦皇、汉武、唐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然而，若单从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的角度进行比较，是否真能一决高下呢？尽管大家习惯将这三位皇帝与宋太祖并列，但实际上，只有前三位的成就才真正值得同台较量。

宋太祖被排除出这场竞争，并非因为其功绩不够，而是因为与秦、汉、唐这三大一统朝代相比，宋朝并不属于大一统的朝代。若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秦汉唐的统一性远远超越了宋朝，这一差距使得宋朝的成就无法与前面三者相比。

从大一统的角度出发，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三位皇帝都成功地实现了大一统，但若要论及大一统的开创者，秦始皇无疑是最为卓越的一个。众所周知，创新的难点常常不是实施过程中的细节，而是在于突破性的开端。秦始皇的“统一”正是这样一个非凡的创新，其所推行的制度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千秋万代，甚至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实现了大一统，更在于他成功地将这一观念深植于后代人心中。为实现大一统，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举措，包括“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有效地消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大一统的观念在全社会生根发芽铺平了道路。

这些制度的改革，使得各国文化逐渐趋同，一旦形成统一的社会制度，想要回到分裂的状态便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一旦人们享受过统一带来的便利，任何想恢复旧日的混乱都将遭遇巨大的抵抗。尽管秦朝末期的贵族们仍希望恢复旧国领土，但从后来的汉朝“承秦制”来看，秦始皇的大一统制度无疑为帝王的治理提供了更加稳固的基础。

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制度虽然巩固了国家的统治，但仅有政治制度是不足以完成整个国家的治理任务的。想要真正实现对人民的教化，文化的力量不可或缺。秦朝的丞相李斯深受法家学说影响，秦始皇本人也倾向于法家，因此秦朝的律法异常严苛。在战争时期，这些法律帮助秦朝变得强大，但在和平时期，过度的严刑峻法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为了巩固权力，秦始皇还命令焚毁其他学派的书籍以及六国的历史文献，最终导致了一场文化浩劫。

这一系列的政策最终引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造成了社会动荡，最终在农民起义的推翻中结束了秦朝的统治。汉朝建立之后，虽然大体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却并未一味复制，而是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与创新。汉初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同时推行郡县制，成功地从混乱中恢复过来。

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积淀，国家逐渐富裕。此时，原本适用的黄老学说已无法满足国家日益扩张的需求，汉武帝便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满足自己对治国理政的需求。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儒家，是因为儒家培养的士大夫阶层能够为国家提供所需的高级人才。通过创办太学，汉武帝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的主流思想。

与汉武帝的对外扩张相比，儒家思想的推广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儒家成为了中国两千年间的主流思想，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汉武帝的这一举措，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与此同时，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处理内政方面表现卓越，接下来的焦点则是外交。对于外交事务，唐太宗的处理方式比秦始皇和汉武帝更为高明。在唐朝初期，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数量众多，且其中有不少对唐朝虎视眈眈，准备进行侵略。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并没有一味依赖武力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了更加智慧的方式。

唐太宗意识到，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存在着歧视胡人的情结，这种矛盾成为了民族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为了化解这一危机，唐太宗采取了怀柔政策，接纳胡人，展示唐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这一政策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间的矛盾，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也减少了外部威胁。

结果，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改善，唐太宗的外交策略成效显著。更重要的是，许多周边国家的君主主动来到长安，向唐太宗朝贡，并尊称其为“天可汗”。这种外交上的成功，使得唐朝在当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巅峰时期。

因此，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三位帝王，虽各自侧重的领域不同，但无疑都是千古一帝。他们所处的时代各有不同，历史是在前代的积累基础上逐步发展的。若仅仅从某个方面去比较他们谁更完美，那是片面的，必须考虑到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他们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