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统是否有中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通过研究戴笠的历史照片，我们能看到他佩戴的军衔标志上有两个金三角，这就是中将的标志。这表明，虽然戴笠的正式军衔是少将，但在实际职务上，作为军统副局长且主持工作的他，其军衔被加升为中将。而戴笠背后站着的老蒋，也显然认可了这一点。实际上，军统的几个“名义局长”，虽然挂着中将军衔，却并没有实际权力，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局长。像贺耀祖、钱大钧和林蔚这些人，通常只有在军统成立纪念日的愚人节（4月1日）才会出现，进行一些形式上的活动，因此也被戏称为“一日局长”。真正掌控军统大权的人，依然是戴笠。

如果从职务来看，戴笠的军衔应该是中将，这也有其内在的理由。戴笠的两个副手分别也是中将，如果戴笠继续维持少将的军衔，显然在管理上会出现不协调和不便。因此，老蒋做出了让戴笠挂上中将的决定，确保军统内部的统一和有效运作。

戴笠的两位副手不是其他人，正是郑介民和唐纵。值得注意的是，沈醉并不算是“军统中将”。虽然沈醉曾被授予虚衔“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但他并未实际指挥正规部队，也没有足够的实权。因此，沈醉的军衔并不算真正的“军统中将”。同样，毛人凤虽然在保密局担任过重要职务，但他的军衔也并未到达中将级别，且也不算是军统中将的范畴。

在戴笠生前，军统至少有五位中将，其中两位是他的得力副手：郑介民和唐纵。郑介民曾是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的有力竞争者，但因为老蒋对资历较浅且忠诚的黄埔系青睐，才最终由戴笠担任处长，而郑介民则担任副处长。郑介民在军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但有权力，还在一度担任军统局主任秘书和保密局第一任局长，属于戴笠的重要支持者。

老蒋曾考虑过让其他人担任特务处处长，沈醉曾在回忆中提到：1932年，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层开会，商讨特务处的建立事宜。在会上，蒋介石提出想让康泽担任处长，但康泽拒绝了。康泽的拒绝其实有深层的原因：一方面他拥有一支与军统和中统并驾齐驱的特务力量——“别动总队”；另一方面，他抱有更高的政治野心，希望接班蒋介石，而不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特务头目。因此，蒋介石最终决定让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

除了戴笠和郑介民，还有一些人物也曾是“军统中将”，其中包括文强和张严佛。文强并非因为调任长沙绥署才晋升中将，这点从《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可以看出。文强是1946年初，戴笠去世前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等职时晋升的中将。他的晋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戴笠的支持，包括胡宗南和孙连仲。

与文强并称的另一位军统中将是张严佛。张严佛这个人物有着复杂的背景，他曾参与程潜和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后因叛变而成为军统的重要人物。张严佛在军统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并且在沈醉的回忆中被称为“老资格的大特务”。他也曾在军统局担任过重要职务，并最终升任中将主任秘书。

在1946年，军统局经历了重大变化，公开的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而秘密核心部分则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在这段期间，张严佛也真正成为了“军统中将”，尽管沈醉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称他为“鼻歪心不正”的人物。张严佛在军统内部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但他最终却未能善终。张严佛在1960年代末期的多伦多去世，死因是因寒冷天气导致冻死，结局堪称悲惨。

总结来看，戴笠的死亡让军统失去了领导者，但在他死后，仍有一些军统中将存活下来，包括郑介民、唐纵、文强和张严佛等。而其中，张严佛的结局最为悲惨。除非进一步深入研究，否则我们可能无法知晓更多曾在军统中担任中将军衔的特务。不过，根据历史资料，至少已有几位“军统中将”因政治纷争而结局悲惨，历史给了他们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