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2年，爱新觉罗·胤禛正式登基成为清朝皇帝，并在次年改元为雍正。初登大宝的雍正皇帝很快便发现，国库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这一切的根源可追溯至康熙中期，彼时康熙皇帝在治国上采取了“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策略，对官员的管理相对宽松，导致各级官员与王子们乘机而入，借助皇帝的纵容和混乱的财政制度，肆意进行贪污和挪用，造成财政严重亏空。

据历史记载，时任兵部右侍郎的李绂上奏时提到：“自康熙十八年至五十三年，直省共亏空银两达八百余万，粮食亏空逾一百九十万石。自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二月，银两亏空已增至九百一十三万余，米谷亏空二百四十二万石。” 清查国库亏损势在必行，成为了当务之急。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皇帝下旨创建了会考府，专门负责各省及各部门的财政征收和拨款的审核工作。由于以往各省可以自主上奏销账，令大量官员能够在其中浑水摸鱼，知法犯法，导致问题的积累愈演愈烈。雍正此举，意在从制度上将奏销权归还至中央，从根本上堵住漏洞。同时，会考府的成员中安排了四位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以及尚书朱轼，都是对雍正非常信任的人。

在宣布任命之后，雍正还特别叮嘱自己的十三弟允祥：“如果你们无法完成清查，我必定会另派大臣；若是大臣们依旧无能为力，那我便亲自出马。”这充分展现了他的决心和信念。

对各地方财政亏空的成因，雍正心中有数，因此制定的政策直指官僚的痛处：各地方的督抚必须彻查本省是否存在亏空，一旦发现亏空，需在三年内如数补齐；弥补亏空而不得加重百姓负担，同时禁止掩盖事实或找借口逃避责任，任何没能及时补上的一律从严处理；督抚若隐瞒下属的贪污和挪用行为，更是要严惩不贷。

政策的严格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官员们表面上恭顺，背地里却暗中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奋力将贪污的钱转化为挪用公款，毕竟挪用的罪责要比贪污轻得多，而上级主管也往往无法确定钱款是否遭到贪污或单纯挪用。雍正对此并不陌生，曾在地方上任职的经历令他对官僚的阴暗手段洞若观火，因此他特意命令在清查过程中，优先查挪用资金，再查贪污，这一政策让贪腐的官员们措手不及。

当然，这并没有就此结束。同年八月，雍正再次下令：对核实存在亏空的官员，不仅要严查其工作单位，还需严格控制其家庭成员的行动，若发现有私下变卖财物的行为，必须立即追回。同时，对在清查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官员，则按比例给予奖励。

由此，各地的清查行动逐步展开，许多贪官纷纷落马：山西巡抚苏克济被揭发在任期间贪污下级四百五十万两银子，雍正下令抄家；河道总督赵世显因克扣治河经费被送入刑部，家产被充公；苏州织造李煦因亏空三十八万两被追查并没收家产；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即曹雪芹的叔父）无力弥补亏空，且企图转移家族财产，最终遭到皇帝的革职和抄家处理。直隶总督李卫的奏报则报道称，任职三年的地方官员寥寥无几，腐败现象严重。

不仅是地方官，连京城的官员与皇亲国戚也未能幸免，内务府官员李英贵因冒支款项一百余万两而被抄家，十阿哥允??同样遭受抄家之命；为了还债，十二阿哥允裪不得不在街上变卖一家器物；户部查出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百五十万中，雍正责令历任户部官员按职级承担一百五十万的赔偿，而剩余的一百万则由户部逐年逐步弥补。

经历了皇帝严厉手段的贪官们，有的甚至在恐惧中选择自杀。对于这些蛀虫，雍正没有表示一丝的同情，他冷冷地说：“我敢肯定，官职和财富都保不住的话，他们用一死来掩饰自己的罪行，留财产给子孙又有何益？”因此，皇帝下令彻查自杀官员的家属，所有赃款必须全数追回：“就让他们的子孙过上穷人的日子！”

活着的官员们心惊胆战，他们私下称雍正为“抄家皇帝”，在民间，百姓们打牌时，常将成牌称为“抄家湖”。经过三年的努力，清查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雍正的第二年，田文镜被提升至河南巡抚。一到任，他便全力以赴进行清查，表示：“我会倾尽全力让各府州互相监督，严查财政问题，以求彻底整改，不容留任何细小的疏漏。”这三年间，田文镜相继参劾了信阳知州黄振国和克山知县傅之诚等共计二十二名官员，经过他的努力，河南的欠款基本上清偿完毕。

在清查的同时，若再发现有新的贪官，雍正也绝不手软。雍正五年，山西学政陈沂震在退休后回到江南老家，因接受考生贿赂而遭到举报，雍正命令他出资二十万修建吴淞江的水利工程；而浙江巡抚李卫也上报了原淮徐道潘尚智的问题，雍正下令查抄其家产，用以资助海塘工程。

通过严格的财政清查，雍正不仅为国家找到了治理的破局之法，也使得国库得以充盈，荡涤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同时还涌现出一批能干的清官。到了雍正八年，户部的存银激增至6218万两，清查亏空的目标基本达成，雍正在给内阁的谕旨中感慨道：“众官已显示出悔改的迹象，符合我最初的期望，也能让我实施宽容的本意。”

然而，尽管追缴亏空的力度强劲，仍存在力所不能及之处。许多地方长期积累的亏空银两难以迅速解决。针对这一问题，雍正实施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政策，后续我们将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

“世宗宪皇帝惩戒贪虚执法未有宽贷，以至民心警惕。”在雍正的努力下，国库不仅充盈了，官场的形象也焕然一新。因此，在乾隆帝初登基时，官员们尚能廉洁自守。然而，随着乾隆的宽纵政策，曾被压制的贪污和财政亏空又逐渐重新出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冒赈案爆发，揭露出一百二十万两的亏空，布政使王亶望等官员被查处；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因巨额贿赂被查，山东的亏空也达到两百余万。紧接着，浙江出现亏空一百三十万，福建亏空更达二百一十万。

这些亏空的揭发，都是在地方大员肆意贪腐的过程中浮出水面的，许多亏空的状况直至嘉庆朝仍未能完全弥补。当嘉庆帝继位时，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仅仅为了平定白莲教，便耗费了两亿白银，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任凭嘉庆如何努力，也难以奏效。而接下来的道光帝虽然心存振兴之意，却终究无力回天。

当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之时，清朝的国运也随之辞旧迎新，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亡之路。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世宗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