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资料的间隙，无意刷到了 一个大约发生于2017年的旧闻，大致是说 ，“统编版初中历史教材，将‘五胡乱华’改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批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云云。

那么问题来了，从晚清推行教育改革至今，经过官方审定的历史教材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五胡乱华”的字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衣冠南渡”主题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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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称谓的由来

所谓“五胡之乱”，泛指在公元4世纪初，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首的多个北方游牧部落趁西晋“八王之乱”之际，一举灭亡西晋后建立地方政权，并与南方汉人政权处于长期对峙的时期，通常从成汉与前赵政权建立的304年开始算起，截至鲜卑北魏统一北方的439年止。

“五胡”南下示意图

而“五胡乱华”的提法，最早出自汉族士人何尚之于元嘉十二年（435）致（南朝）宋文帝的一份奏章当中，现摘录如下：

又五胡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其中设获苏息，必释教是赖。故佛图澄入邺而石虎杀戮减半，渑池宝塔放光而符健椎锯用息蒙逊。反噬无亲虐如豺虎，末节感悟遂成善人。

简单地说， 何尚之意在通过渲染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战乱惨状以及佛法对统治者的感化作用，突显佛法的神奇法力，强调佛法具有“神道助教”、坐致太平的政治功效， 以说服宋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

位于南京的鸡鸣寺

值得一提的是，此后出现这一提法的如《通典》《朱子语类》《旧唐书》等文献，皆为距离“五胡”活跃时期颇为遥远的唐宋时期。作为对比 ，我们很难从4—5世纪的中原士人的著述当中，找到类似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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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材中的“五胡之乱”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首个新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就此拉开。

遗憾的是，鉴于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历史教材，各级学校只能搬用或改编日本学者编撰的历史教材供学生使用。

其中，由市村瓒次郎（1864—1947）主编的《东洋史要》的中译本《中国史要》与桑原骘藏（1871—1931）主编的《中等东洋史》的中译本《东洋史要》使用量最大，好评率最高。

市村瓒次郎与《中国史要》内页

对于“五胡之乱”的史实，《中国史要》中如是写道：“汉入寇，入洛阳。晋之宗室，皆为所擒。弑怀帝，杀愍帝，灭西晋。”

对于“五胡之乱”的成因，《东洋史要》认为 ，“（晋）国势如此，戎狄乘机内犯，陷晋洛都，晋乃南渡，仅延祖息于江南一隅。”

桑原骘藏与《东洋史要》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二人对“五胡乱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着墨不多，但都对“五胡”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比如在市村瓒次郎的笔下：

建立后汉的刘渊 ，“博通经史，娴习武艺，以匈奴勇武之质，受中国文化之教，五部之豪杰，及北方之名儒，颇有归之者”，是“匈奴一大俊杰”；灭亡西晋的刘渊之子刘聪是 “晓勇通经史的一世英物”， 刘渊的侄子刘曜是 “有文武之才的一世英物”，建立后赵的石勒 “天资磊落，有勇略”。

除此之外，两本教材都坚定认为 ，“由汉人建立的东晋与五胡建立的北方政权，本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立”。

“十六国”时期的成、前赵、前凉、后赵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二人在对“五胡”的政治人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一再 强调“五胡之乱”是“国与国之间对立”？

坦诚说， 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阳谋”。

众所周知 ，自甲午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 “作为亚洲民族的日本，是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代表，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历史的主导权”。

因此，他们在对蒙、疆、藏以及东北等地的人文史地情况给予重点关注的同时，还先后炮制出了“中国文明停滞论”、“外来文明输血论”等带有“蔑华”色彩的“学说”，企图将中原王朝与边疆彻底割裂开来，进而达成“肢解中国”的险恶目的。

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前排右3为内藤湖南，左3为桑原骘藏

由此可见，以刘渊、石勒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首领们，固然富于军事才能，在政治领域也颇有见识， 但都是日本学者“分裂中国”的工具人而已。这也同时意味着， 他们的身上不可能被贴上“乱华”的标签。

3

晚清教科书中的“五胡之乱”

翻译并引用日本教材的举措，受到了国内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比如梁启超认为 ，“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

梁启超

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进入1903年以后，我国学生使用的历史教材普遍以国内学者自编为主，但这些教材依然受到了日本教材的影响。

比如 由夏曾佑主编，首发于1904年、素有“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美誉的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

夏曾佑著《中国历史》内页

可即便如此，围绕“五胡之乱”的论述，国产教材与日本教材有着明显不同，即前者普遍认为 ，“五胡之乱是居住于中国内地，长期与汉族杂居的北方胡人所为。它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晋室内部的人民起义。”

对此，《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就如是写道：

晋、南北朝时，胡族与中国交涉者不止此，此则皆寄居内地诸降胡所为，其事与黄巾群盗相同，而与敌国外患有别，故附记于八王之乱之后，所以见中国之乱，当时有如此也。

夏曾佑版《中国历史》的小标题是“晋室之乱”而非“五胡乱华”

与此同时，该书不仅对匈奴骑兵进入中原后的残虐暴行做出了论述，还对 被俘的西晋二帝所遭受的屈辱给予了很大同情：

（刘聪）既即伪位，命其党呼延晏、王弥、刘曜南寇，晋师前后十二败，长驱围洛阳，陷之，纵兵大掠，虏天子，杀太子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

迁帝于平阳，聪谓帝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使为陛下相驱除耳！”聪又使帝行酒，瘐珉、王隽起而大哭，聪遂弑帝，并害珉等。

愍帝即位于长安，聪复使刘曜陷长安，执帝归平阳。聪欲观晋人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执盖，多有涕泣，或失声者。辛宾起而抱帝大哭，聪又弑帝，并害宾等。

古画中的刘聪形象

结合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在日本教材中被视为英雄豪杰的“五胡”领袖们，在这里成为了掳杀中原人民、破坏华夏文化的“乱华”的罪魁。实际上， 夏曾佑之所以将刘聪称帝视为“即伪位”，就是原因所在。

可以预见，“五胡乱华”的印象，不仅在这一时期深入人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界的广泛共识。

4

民国初期的“五胡之乱”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维护民族团结”与“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等问题，成为了新政府亟需解决的棘手难题。

袁世凯与各国驻华公使合影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汉族为叙事中心”的历史读物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广泛批评。其结果就是， 历史教材对“五胡之乱”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由赵玉森主编，发行于 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认为 ，“上古期是形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时期，也是汉族融化各族的时代”，这个时代 “从黄帝以来，共有四个时期”。

赵玉森著《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封面

其中，他将“五胡云扰”视为第四期：

第四期以五胡之云扰为桔槔，匈奴虽服，终有玄黄必战之思，且款塞处边，于吾族中原之文化，究多隔膜。自五胡云扰，于是黄河南北，吾炎黄列代所经营之区域，吾千贤百圣所制造之社会礼俗，举为此诸族所亲炙。

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坏；而就精神上言之，则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触而相为抟捖相为化合。于是五族之发达，又增进一步。凡吾国民，对前历史当感先民铸成伟大民族之劳，而思所以光大者也。

简言之，该书不仅将“五胡之乱”的说法调整为了“五胡云扰”，还坚定地认为，“五胡云扰”固然对华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促进了民族融合。

赵玉森著《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版权页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五族共和”的理念固然超越了“建立汉族十八省独立国家”的局限和狭隘，但依然没有超越隐含于“合”与“冶”之中的“汉本位”观念。

因此，以“民族同化”的角度来评价“五胡之乱”的史实，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立场。

比如 在钟毓龙担任主编，发行于1914年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就以“五族同化和汉化”为题，就详细讨论了这段史实。

《新制本国史教本》封面

对此，该书如是写道：

魏晋而后，文字愈华，丧乱愈甚，满、蒙、回、藏诸族，迭起交乘。汉族失败始于此。五胡之混合，亦始于此。

惟满、汉、回、蒙诸族，本无文化，一入中原，辄慕汉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欣之俗以尚文崇虚，其根据势力又本不如汉族之厚。故不久仍为汉族所并，而受其同化。此则其得失之林也。

简言之，该书认为，“五胡”入侵中原的史实，固然给汉族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但也同时开启了汉族与“五胡”的融合进程。毕竟 ，“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无一例外都被汉族同化了”。

《新制本国史教本》版权页

但在进入20年代以后，各版教材 开始围绕“五胡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一议题，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比如由朱翊新主编，发行于1929年的《初中本国史》中如是写道：

南方自经汉代开辟后，中原的文化渐渐南下。三国的吴，建都江东，愈见开明。一入晋代，经五胡之乱，北方文化遭异族蹂躏，北方人遂相率南迁。

他们到了南方，虽有轻视南方人之意，不肯弃其郡望，侨立州郡，但江南文化却因此大盛。

因异族居中原既久，渐染华风；而北方人士，留仕异族的也非少数，这样，异族便大受华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时，一切模仿南朝；北齐、北周的治制，又多为后世取法。这都是同化之明证。

朱翊新著《初中本国史》封面与版权页

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教材对“五胡之乱”的论述， 几乎都是从正反两个层面做出展开的——在关注“五胡”造成的破坏的同时，逐渐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进程对“中国民族”形成的重要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胡之乱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观点逐渐成为了学界主流 ，“五胡”也不再是纯粹的“乱华”的负面形象。

5

外敌入侵背景下的“五胡之乱”

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在进入30年代后，各版教科书对于“五胡之乱”的评价再度发生了变化。

永嘉南渡路线图

比如在发行于1933年的《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作者梁园东 认为：

中国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同化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如今已互相趋同，混成为一个民族而不可分割。因此，五胡的迁徙，尽管直接酿成二百多年的扰乱。

但在此扰乱中，北方民族几乎全部同化于中国。新民族的增添，在文化上至有关系，五胡的扰乱，不应当只以他们摧残文化看待。

在他看来，“五胡”不仅同化于汉族，汉族也受到了“五胡”等非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坦诚说，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这样的—— “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是由许多个不同民族混合组成的。

梁园东与他的历史手稿

实际上，进入30年代以后，这种带有“民族融合”意味的民族观，逐渐成为了我国学界的共识。

比如在发行于1932年的《初中本国史》中，主编孟世杰 专门开辟了“民族的融合”一节，对“民族融合”的进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五胡都曾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文化劣于汉民族，所以国灭后皆被同化。又因为胡族羡慕中原风尚，君主提倡于上，臣民相效于下，结果自然促成民族的融合。

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

孟世杰著《初中本国史》封面与版权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五胡南迁”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 也间接影响到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最终显著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比如由罗香林主编，发行于1935年的《高中本国史》中就如是写道：

及八王之乱作，五胡遂分割中国。当时中原扰攘，大多人民南迁，其结果遂使南服之地为汉族开发，而江南的土著居民亦最终同化于汉族；而五胡占领中原地区后，与留下来的汉族，相互混化融合。

五胡因为文化不如汉族，虽获汉族居地，而种族反为汉族所同化，汉族血缘以是日杂，而范围也以日广。

罗香林著《高中本国史》封面与版权页

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讨论这段史实时， 几乎不再特意提及“五胡”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反而会更多强调他们对民族融合的意义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毫不夸张地说，“五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乱华”完成了切割。

6

新中国教材中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编的历史教材在强调民族融合的进步性同时， 着重强调并热情洋溢的歌颂的各族人民反对统治阶层压迫的斗争。

这就意味着，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五胡乱华”一词，是不可能出现在教材当中的。

建国初期的历史教材内页

首发于1956年的人教版高中教材

首发于1978年的人教版初中教材

首发于1992年的人教版初中教材

首发于2001年的人教版初中教材

21世纪初的北师大版教材内页

21世纪初的岳麓版教材内页

岳麓版初中教材内页

华东师大版教材内页

川教版教材内页

中华书局版教材内页

中国地图出版社版本内页

北教版教材内页

上海“特供”版教材内页

由此可见，从1956年至今，所有的官方修订的教科书中，从未出现过“五胡乱华”的字样—— 所谓将“五胡乱华”改成“少数民族内迁”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当然，鉴于部分教材中提到了“五胡”概念，或许能给人以看到了“五胡乱华”的错觉。

在 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中，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五胡入华”推动了中华民族大交融的观点。

编者们基于大量历史事实，对长期以来流传的“五胡乱华”的传统观念做出了调整，对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弘扬基于共同体意识之上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概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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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最后想说的是，从“五胡之乱”在不同时间节点的不同表述，可以启发我们对民族主义的一些认识与重新思考。

概括而言，由于现实环境的激荡变化，我们往往一个认同刚刚建立就要接受被动地调整。这就意味着，围绕同一个特殊、敏感话题的讨论，其结果都会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改变。

当然，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赋予事件以意义而调整认同，也可以视为民族主义自身的特质之一。这再度正应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