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长期奉行“扶汉抑回”的政策，并通过苛捐杂税、大规模征赋等方式加重百姓负担，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大规模的反抗。最终，在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回民起义，史称回变。起义爆发后，动乱血腥，陕甘地区的死伤人数估计高达2000多万，成千上万的回民流离失所。

这场反抗之中，起义军的将领包括马化龙、白彦虎等，数十支起义队伍活跃在西北各地，彼此间相互支持。尤其是陇东、陇南的回族起义军，在战斗中屡屡获胜，令清廷心生忌惮。清廷对此地的回民起义军深感威胁，将其视为“心腹之患”。杨毓秀在《平回志》中记载：“其人习懔掠、凶狠好斗，平凉、盐、固之陷皆出其谋。……既居万山丛中，又处适中之地，疾在心腹。”这一队伍的核心正是李得仓领导的“南八营”回民起义军。

李得仓，1827年生，甘肃张家川县刘堡乡李山村人，出身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因家境贫困，被迫外出谋生。1862年，清穆宗同治元年，回民反抗清朝的动乱爆发，35岁的李得仓当时在衙门做衙役。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官员的腐败与贪婪，清朝政府对百姓的压迫以及回民在社会中的困境，尤其是回民遭遇的恶性冲突和被官方无理截杀的情形，深深激怒了他。李得仓开始在张家川的回民中秘密筹划起义。

1862年8月，一部分来自陕西陇州固关的回民因无法抵抗清军的屠杀，携家人逃至张家川。在途中，他们被秦州知府赵桂芳率领的清军阻截，发生激烈交火，赵桂芳部队最终败退。这些逃亡的回民希望在张家川避难，但因担心牵连，张家川的回民不敢接纳。李得仓此时挺身而出，劝说汉族士绅王平安等人给予帮助，终于说服了他们，使得固关回民得以暂时安顿下来。10月，清军参将范铭带领大军进攻固关回民，张家川的回民推举李朝栋为领袖，与固关回民一同抵抗清军，并最终成功击败了范铭的军队。然而，战斗中，李朝栋不幸战死，李得仓冒险将其遗体取回，赢得了回民的敬重，并被推举为起义军的统帅。

李得仓随即将起义军组织成五个大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他带领起义军不断在静宁、隆德、固原等地作战，并与捻军相互配合，打击清军。1864年7月，李得仓集中力量固守张家川，准备迎接清军的进攻。清廷得知后，迅速调兵遣将。3日，清军发动火攻试图攻占起义军阵地，然而一场意外的火药库爆炸使得两军损失惨重，起义军被迫撤退。此后，李得仓带领残余队伍撤至龙山镇，继续抵抗清军。

此时，清军将领雷正绾认为必须彻底消灭起义军，调集大量兵力追击。李得仓则凭借龙山镇的复杂地形，在此坚守并短暂休整，随后转移至秦安莲花城，与穆生华的部队合流。穆生华是哲赫忍耶的后裔，是回民起义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曾在1866年率部攻占陕西凤翔、岐山等地。但由于战局不利，穆生华最终在甘肃固原去世。

1865年，李得仓率部突围并获得了礼县盐官的支持，经过休整后，他接管了穆生华部余下的三个营。1866年，他将部队整编为八个营，称为“南八营”，并自任大帅，苏生杰为副帅。在此期间，李得仓的军事策略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与清军正面冲突不明智，因此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通过运动战打击清军，尽可能减少己方损失。

同年6月，李得仓率领“南八营”进攻华亭县城，清军在压力下调动陕甘总督杨岳斌亲自督战。李得仓的机动战术有效削弱了清军的防线，令清军始料未及。1866年9月，李得仓又带领部队转战泾州、固原一带，成功与清军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他的战术让清军陷入困境，战局一度对回民起义军有利。

李得仓的“南八营”不仅与太平军有过多次配合，还在与捻军的合作中展现了强大的抗清力量。1866年，李得仓与捻军联手，在陕甘一带展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捻军由张宗禹率领，他们的到来使得西北的回民起义达到了高潮。不仅如此，甘肃、陕西的部分汉族反清武装也纷纷加入了李得仓的行列。

然而，尽管有捻军的支持，回民起义军依旧面临着清朝的强大压力。随着左宗棠的围剿逐步加强，李得仓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决定接受清廷的招抚。1869年5月，李得仓在萧河城与清军达成和解，投降清廷。此举使得西北的回民起义走向低潮，但也保护了回民百姓的生命安全。

李得仓的投降虽然没有彻底扭转局势，但它彰显了在面对生存危机时，领导者的智慧与决断。回民起义虽最终未能推翻清朝，但李得仓的选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所作的抉择，展示了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人民生计的理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