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开启了，所有部队进行了统一的改编与番号调整。各个野战军重新组建为兵团，其中，位于中原地区的野战军被改编为第二兵团，隶属于新成立的指挥体系，下辖第三、第四和第五兵团。在这一重大变动中，杨勇从原先的第一纵队司令员被提拔为第五兵团的司令，原第一纵队也随之改编为十六军，由副司令员尹先炳担任军长。

这两位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第一纵队的正副司令，彼时的军衔和职务虽在同一层级，但随着部队组织结构和军衔体系的调整，二人的职务差距逐渐显现出来。从正式的军衔上看，杨勇在级别评定和授衔上比尹先炳高出三级，显示出军队大环境下的复杂竞争。

第一纵队的前身是在抗战时期由冀鲁豫的主力团队组建而成，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军区逐渐成立了包括第一纵队和第七纵队在内的多支野战军。在1947年的春天，这两支部队被合并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苏振华作为政委领导，手下有三个旅，其中尹先炳则出任第二旅的旅长。随着战功的不断积累，以及第一纵队对纵队领导的需求加大，尹先炳被提拔为副司令，这使得他和杨勇的职务关系更为紧密，成为了纵队的重要辅助。

到1949年，随着杨勇的再次提拔成为兵团司令，尹先炳则接替军长，带领军队参与了激烈的渡江战役，并在解放西南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成绩丝毫不逊色于周希汉、秦基伟、陈康等知名将领。然而，在1955年的军队评衔过程中，尹先炳仅被授予大校军衔，这一结果让人感到不解，他以往的丰富经验、职务及战绩完全不应被低估，难道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解放后，部队的发展让一些干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追求与价值观可能也在悄然转变，导致在个人职业生涯中，有些人突破了原有的道德底线。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根据尹先炳的资历，他至少应该评为正军级，并获得中将的军衔，抑或是少将。然而，一个大校的军衔反而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实在是与常理不符。

在第二兵团下辖的九个军中，尹先炳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除他之外，其余的皆为将星，几乎都是中将。十军的军长是杜义德，十一军的军长是曾绍山，十二军的军长王近山，十三军军长周希汉，等一系列的将领都是中将，甚至包括十三军的副军长陈康，也同样担任中将军衔。

与老首长杨勇相比，虽然他们在早期仅有一级之差，但如今杨勇已晋升为正兵团级上将，而尹先炳却停留在大校的级别，两者之间的军衔差距扩大至三级。在军队后来的使用中，杨勇始终保持大军区级领导的地位，而尹先炳经历了一些波折，甚至在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再就业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如果不是罗荣桓等总政部领导积极介入，恐怕尹先炳在后期的工作安排上会更艰难。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级一度希望重新启用尹先炳担任大军区副司令，但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在1983年的同一天，杨勇与另一位老首长徐立清双双病逝，这无疑对尹先炳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随着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他也因疾病不幸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