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治国目标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模仿汉武帝。汉武帝虽然推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和建设工程，且在晚年也遭遇了政治上的重大失败，但至少他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淀，才走到了那一步。而杨广则不同，他的治理虽然也采取了类似的高压政策和过度扩张，但仅仅十年不到，整个隋朝便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困境，真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短暂与变幻。然而，汉武帝推行的很多政策，特别是那些掠夺性极强的“敲骨吸髓”的手段，都是逐步完成的，需要时间的积淀。相比之下，杨广的父亲杨坚已经为他铺设了稳定的基础，他只需沿袭并加以执行，效率自然而然要高得多。

尽管山东爆发了大量的民变，但这些起义对隋朝的实际威胁远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严重。大多数起义者的目标并非推翻隋朝，而是为了生存和改善困苦的生活条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和局部胜利后，虽然一些起义军领袖试图对隋朝实施更大规模的挑战，但最终他们的选择往往是选择安定的山头，占山为王，甚至以压迫当地百姓的方式维持自身的统治。很多起义的首领并不是真的想要与朝廷进行决战，而是更倾向于寻求生存空间。这对于杨广而言，反而是一个能够重新争取民心的契机。

回顾汉武帝时代，关东地区也曾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当时汉武帝采取了强硬的“沉命法”，规定如果地方官员不能及时平定盗贼，就要斩首问罪。此举表面上是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压力，但实际上，许多地方官员面对起义时，采取了压制不报的策略，以免引发更大的暴动。而且，汉武帝的这一政策有其深层意图——过度镇压起义军可能会刺激起义者反抗的决心，甚至有可能训练出更加精锐的游击力量。相反，如果起义稍微发展，起义军在经验和资源上都会趋于薄弱，百姓在感受到朝廷军队的威胁后，往往会选择归顺。最终，汉武帝通过这一策略，逐步压制住了起义，完成了局势的稳定。

相比之下，隋炀帝对待盗贼和起义军的方式则更为直接和激烈。他颁布了一项政策，宣布地方官员一旦成功平定盗贼，便可以获得盗贼的全部财产。这一政策表面上是鼓励官员打击犯罪，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许多腐败现象的滋生。很多官员为了功利，不惜冤枉当地富户为盗贼，将他们杀害或掠夺财物。在这种环境下，隋朝的地方治理迅速恶化，社会秩序愈发混乱。

然而，尽管隋朝的局势日益严峻，隋朝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依然远强于当年的秦朝。秦朝在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的数月内，便丧失了对关东的控制，甚至连函谷关也被攻破，起义军距离咸阳不到几十公里。而隋朝的地方起义虽然蔓延广泛，特别是山东一带的流寇势力，经过了数年的反复斗争，直到李密加入瓦岗军并击杀隋军将领张须陀，才彻底威胁到隋朝的政权稳定。

另外，杨广长期驻守在江都，而非回到长安，这一行为也被认为与起义军的威胁关系不大。此时，中原、河北、江南等地的起义均有发生，李渊管辖的山西也不例外，唯一没有大规模起义的地区是关中和巴蜀。如果杨广真的是害怕起义军的威胁，他完全可以选择待在相对安全的长安，而非去偏远的江都。更何况，长安周围并没有严重的起义，反而是在西北和南方，薛举等地方割据势力正在崛起。如果杨广害怕起义军，他应当选择向成都这样的地方迁移，而非退守江都。

对于隋炀帝杨广来说，他的执政风格始终带有一种过于雄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他一度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试图与汉武帝并驾齐驱，但他也展现出极为暴虐的治国手段。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过度干预细节，缺乏应有的国家管理智慧，尤其是在民生和民心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的疏忽。杨广的性格也极其复杂，既有表演型的人格，又有鸵鸟型的避险心态。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挑战时，他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应对能力，反而选择了一种回避的态度，缺乏切实的应变之策。最终，隋朝的灭亡成为了历史的悲剧，而杨广的失败则为后来的唐朝提供了深刻的警示，成为了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

隋朝的灭亡，给了唐朝极大的启示。虽然杨广继承了父亲杨坚建立的强大基础，但最终由于他的执政失误，他所建立的帝国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崩溃。而这一切，始终都离不开他过度高估自己的理想和缺乏对国家民力的珍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隋朝的教训无疑是深刻且痛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