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不仅揭示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一个道德沦丧的阴暗面，更深刻反映了那时的政治现实：有能力的坏人反而能够走得更远，甚至得到权力的巅峰。汉末的道德标准几乎被枭雄们踩在了脚下，那些具有治国理政之才的枭雄，往往被提升到高位，甚至成为三公九卿，掌握生杀大权，令当时的社会陷入了某种道德迷失。

曹操在三道求贤令中，几乎将用人标准降到了极致。他明确表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即使是道德低下、不尽孝道的人，只要在治国和用兵方面有过人之处，也能得到重用。这一标准，不仅让人对曹操的用人策略产生质疑，同时也使得那些本身品行不端的人，反而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曹操的这一求贤令，虽然看似包容，但却有着令人深思的矛盾。例如，曹操曾以“孔融不孝”为由，满门抄斩孔融。然而，孔融家族的背景却并非毫无问题。孔融的两个儿子，在得知父亲被杀的消息后，竟然漠不关心，甚至仍旧安然下棋。尽管父亲的死意味着家族的灭顶之灾，但这两个儿子的冷漠态度，无疑揭示了他们的性情冷酷，乃至可以说他们的品德问题同样值得反思。

孔融本人在政治上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他更多的是一个“嘴炮式”的人物，虽然口才了得，但在实际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上，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表现。如果他有贾诩一半的智谋，曹操或许也不会舍得轻易放弃他。

相比之下，刘备的谋士刘晔却是一位被曹操重用的战略家。虽然刘晔与刘备有着深厚的家族联系，但他却凭借出色的军事才华，成为曹家三代的得力助手。无论是在太中大夫、侍中，还是大鸿胪的职位上，他的官职一路上升，最终成为了东亭侯，享有极高的声望。刘晔的谥号为“景侯”，这意味着他在战略和政治上的贡献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但与刘晔不同的是，贾诩无疑是一位充满恶行的谋士。作为汉末三国时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贾诩不仅参与了东汉政权的崩溃，而且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利用谣言挑拨李傕和郭汜，从而导致了长安的陷落，使得刘协的帝位岌岌可危。贾诩对董卓的忠诚，以及他对大汉王朝的不忠，揭示了他冷酷、无情的本质。

贾诩最终能够在曹操麾下得到重用，甚至成为太尉、寿乡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具备高尚的品德，而是因为他能够为曹操提供实际的政治利益。在曹操和曹丕的眼中，像贾诩这样的“坏人”，恰好能在混乱的时代中生存下去，甚至通过不择手段的手段获得更多的权力。

曹操麾下的谋士，多数并非品德高尚的人物。像董昭、郭嘉、许攸等人，虽然有着各自的能力，但其道德水准普遍偏低。董昭在劝曹操将都城迁往许昌时，不顾大汉王朝的未来，仅仅考虑到自己的权力利益；而郭嘉虽然有才，但在曹操阵营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甚至屡次受到训斥。许攸则因其背叛和贪婪，最终被曹操所处决。

与此同时，在刘备阵营中，也有一些谋士并不完全是正直之人。法正和张松虽然投靠刘备，但他们的行为和忠诚度一直存在问题。法正在投靠刘备后，曾因为个人利益背叛西川的主人，导致了刘备的信任危机。而张松的出卖行为，则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身首异处。

这种种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是否有可能存在完全“正直”的谋士？从历史来看，很多有才之人往往道德上并不完美，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所作所为，既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又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曹操的政权正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能在乱世中走得更远的，往往是那些“手段更为复杂”的人。

因此，在三国的历史中，尽管有许多名将和谋士在各自的阵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中的“坏谋士”往往更为长寿且活得滋润。这些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能够巧妙地应对各种权谋斗争，最终收获了更多的权力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