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西晋之际，两幕追封场景耐人寻味：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建号黄龙，追谥其兄孙策为“长沙桓王”。孙策当年英姿勃发，以弱冠之年扫平江东六郡，奠定孙吴基业，其功勋如《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所评：“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然而，孙权仅以王爵追封。

四十余年后，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基，建立晋朝。他追尊其伯父司马师为“世宗景皇帝”，并奉入太庙，享受帝王祭祀。司马师在司马懿死后，承其志继续执掌魏国大权，平定淮南叛乱，稳固司马氏根基。其功绩《晋书》亦载：“宣景之勋，实由伊霍。”司马炎却以皇帝尊位相赠。

同样居功至伟，同样血亲至近，为何孙策仅得王号，司马师却得登帝位？这背后，是政治逻辑与历史情境的深刻差异。

一、孙策身后：孙权称帝的合法性困境

孙策虽开江东基业，却未曾称帝。他临终传位孙权时，嘱咐“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此时身份，终究是东汉的“讨逆将军”、“吴侯”，孙权的法统起点，首先是继承其兄的侯爵与江东基业，其后方是自我奋斗成就帝业。

孙权称帝时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如何定位与汉室关系？若过于强调孙策开国之功，不免削弱自身称帝正当性；而全然忽略，则又割裂了政权根基。于是，他采取折中之策——追封孙策为王。这一封号既肯定其奠基之功，又在形式上承认孙策并未称帝的事实，其身份仍是“汉臣”。

同时，孙权极力强化自身政权与汉室正统的切割，在登基诏书中宣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强调天命所归。此时若过分拔高孙策地位，恐生枝节——江东旧部中不少曾属孙策麾下，如周瑜等虽早逝，但影响犹存。若追尊孙策为帝，则等于承认了某种“兄终弟及”的可能，这对孙权及其子孙的传承秩序构成潜在威胁。仅封王爵，恰是孙权稳固自身帝系传承的理性选择。

二、司马师身后：晋朝代魏的合法性构建

司马师在司马氏代魏过程中作用极其关键。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仅两年即去世，司马师作为长子，不仅继承了权力，更在随后几年内以铁腕手段稳固局面。他平定淮南王凌之叛，废黜魏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一步步将魏国军政大权牢固掌握在司马氏手中。《晋书》直言：“世宗以睿略创基。”

司马师死后无子，其弟司马昭承袭权力。司马昭对兄长的功业与让渡极为感念，常对臣下言：“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甚至对儿子司马炎说：“汝后当以此授之兄子。”这种心态深刻影响了司马炎。

当司马炎代魏建晋，其面临的核心任务，是构建一个完整、连续且神圣的司马氏权力传承谱系，以证明晋代魏的正当性。司马懿（高祖宣皇帝）、司马师（世宗景皇帝）、司马昭（太祖文皇帝），这三代人的“功业”被精心串联，形成一条清晰、连续、不可分割的权力传递链条。

追尊伯父司马师为帝，正是这一链条的关键一环。此举向天下宣告：晋之天下，非司马炎一人之功，亦非仅承自其父司马昭，而是奠基者司马懿、开拓者司马师、完成者司马昭三代人共同奋斗的成果。司马炎作为最终实现者，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因这完整的“三祖”体系而得到空前强化。司马师被尊为“世宗”，入太庙享帝王祭祀，成为司马炎标榜“以孝治天下”、强化家族凝聚力的重要象征。

三、追封差异背后的政治密码

孙权与司马炎在追封问题上的不同选择，深刻反映了两人所处历史阶段与政治目标的根本差异。

孙权： 作为创业政权第一代称帝者，其首要任务是确立自身独立于汉室的帝系正统，同时避免因过度尊崇奠基者孙策而引发继承权的不确定性。封孙策为王，既示尊崇，又划清界限，实为平衡各方、稳固新朝帝系的务实之举。

司马炎： 作为篡位政权的建立者，其核心诉求在于构建一个神圣且连续的权力传承谱系，以掩盖“篡夺”的痕迹，并赋予新王朝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将伯父司马师尊为帝，与父、祖并列为“三祖”，正是精心编织这张合法性大网的关键步骤，旨在昭示晋之得国，乃司马氏累世功勋、天命所归。

孙策与司马师身后的哀荣差异，并非源于孙权寡恩或司马炎厚道。二人皆以最高理性审视着政治格局：孙权封王，是为厘清自身帝系源头，稳固江东新朝；司马炎尊帝，则是要精心打造一条“三代开基”的权力圣脉，为新朝涂抹天命色彩。

历史中的尊崇与名位，往往并非对逝者功绩的简单酬答，而是生者面对现实政治棋局时，落下的精妙一子。孙策的王爵与司马师的帝号，皆是其继承者为新政权所筑起的政治记忆的纪念碑——它们坚固矗立，无声诉说着权力逻辑那冰冷而永恒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