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季攻势宣告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的第十八师师长王兆相提交了调离的申请，向组织请求转岗至其他工作岗位。作为东北民主联军中成立最早的主力纵队之一，第六纵队参与了许多艰苦的战斗和恶劣的作战环境，王兆相作为军事指挥员，本应该在前线指挥作战，但他选择离开了这一重要的岗位，令人不解。

第六纵队下辖的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各具战斗特点。十六师作为“老大哥”单位，战斗力相对较强，而十七师则以其城市攻坚战的出色表现而著称，多次在三战四平、四战四平以及锦州、天津等战役中担任王牌预备队，攻坚表现卓越。可以说，在东北的部队中，十七师的确是无可争议的王牌力量。相比之下，虽然第十八师在战斗力上稍显逊色，但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并不意外，毕竟由于编制的不同，老一辈的部队往往会与新军队形成强弱对比，合理配置下战力普遍存在强弱悬殊。

然而，在担任师长的这段时间里，王兆相感受到纵队领导在资源分配上的一些不公——虽然伤亡情况严峻，但第十八师的伤亡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甚至在其他部队进行增援时，自己的部队则遭遇冷落。王兆相的这一看法，或许只是一面之词，但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推敲，可能是出于军队整体战斗力维护的考量，能够打的部队往往会优先得到补给，以保持其战斗能力。

在那个年代，众多干部都渴望在前线锻炼作为一名军事参谋，带兵作战，甚至在政治部门任职的干部也心系前线。比如，第一纵队的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曾多次请求纵队的领导，以期能参与到实战中，然而，屡次申请都被拒绝，直到最终才得以成行。伍修权担任民主联军参谋长后，虽然渴望返回作战部队，却被安排负责军工生产的工作，像他这样希望上前线的将领还不在少数。而王兆相选择离开前线，从这一点上看，也许他与纵队的领导层之间产生了某种无法弥补的隔阂。

老战友们以及东总的高层领导也曾劝他留下，继续在作战部队中奋斗，但王兆相不为所动，尽管他们的劝说出于好意，结果也未能改变他的决心。他最终调任地方军区，负责组建二线兵团，而在此期间，各军分区也纷纷成立独立师，他从军分区司令的位置上变更为独立师的师长。

在他离开主力纵队期间，部队参与了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以及至关重要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而他却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中。尽管有十几个独立师被命令围困长春，他所率领的部队也参与其中，但并没有承担重任。随着平津战役的结束，上级曾希望他留在后方担任警备司令，但他仍然坚持要入关。当他最终入关时，平津战役的结果已基本尘埃落定。

辽沈战役结束后，各独立师被整编为十二个纵队，南下中南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王兆相所在的四十九军第162师被划归为衡阳军分区，担任司令员，积极参与剿匪作战，实践自己的军事理想与抱负。新中国成立之后，王兆相离开了战斗岗位，短暂赴军事学院学习，随后他被任命为工程兵学校校长，并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中，一直在工程兵系列任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