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的红墙内外，古柏森森。这片始建于公元223年的圣地，承载着中国人对“忠、义、智、勇”精神的千年寄托。辛德勇教授选择在此发表他对诸葛亮北伐的批判观点，本身就注定会引发争议。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教授的核心观点是：诸葛亮“无岁不征，误国误民”。这一论断源自他对蜀汉国力的分析：蜀汉灭亡时，整个益州户籍人口不过九十四万，多为老弱妇孺。而诸葛亮却维持着十万将士、四万官吏的庞大体系。

更致命的是后勤困境。蜀道艰险，运一斤军粮到前线，路上消耗高达十斤。连年征战导致“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辛德勇教授的观点并非首创，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已委婉指出：“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魏崔浩更是直言其“矜才负能”。

学术争鸣本是思想进步的阶梯。但问题出在场合与措辞——在武侯祠“声讨”诸葛亮，如同在葬礼上讲相声，严重忽视了文化空间的神圣性。

武侯祠不是学术讲堂，它是千年来百姓自发祭奠诸葛亮的精神殿堂。辛教授在此使用“声讨”二字，触碰了民族情感的底线。

这场风波触及了一个千年难题：在蜀汉国力远逊曹魏的情况下，诸葛亮坚持北伐究竟是“穷兵黩武”还是“以攻为守”？

辛德勇教授将北伐定性为“穷兵黩武”，却忽略了蜀汉政权面临的残酷现实。刘备集团的政治根基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不仅是口号，更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自立后，刘备以汉室宗亲身份在成都称帝。若偏安一隅放弃北伐，等于承认曹魏政权的正统性，蜀汉将彻底沦为地方割据势力，丧失政治号召力。

地缘战略的困境更为严峻。三国之中，蜀汉国土仅为曹魏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足对方的五分之一。时间站在曹魏一边——随着中原经济恢复和人口增长，双方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诸葛亮深刻认识到：坐守等于慢性自杀。选择“休养生息”看似让百姓免于战火，实则是“温水煮青蛙”，延后最终败亡的时刻。

北伐不是盲目军事冒险，而是多重战略目标的整合：以攻为守，将战场推向敌境；争夺陇右产马地，扭转蜀军无骑兵的劣势；维系“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旗帜。

批评者常聚焦北伐消耗，却忽视诸葛亮治国理政的卓越成就。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这番评价出自曾为蜀汉旧臣、后入西晋为官的史家之笔，其客观性值得重视。诸葛亮治蜀的三大根基，成为支撑北伐的关键：

经济上，他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推广都江堰灌溉经验；扶持蜀锦产业，使“蜀锦”成为国家外汇支柱。

政治上，他依法治蜀，不论亲疏。李严、廖立等重臣违法同样遭贬，实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清明吏治。

军事上，他发明木牛流马改善后勤，革新八阵图提升战力。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即使撤退也井然有序，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若无这套高效治理体系，贫弱的蜀汉根本无力支撑六出祁山。诸葛亮并非不计成本穷兵黩武，而是“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在国力允许范围内谨慎用兵。

辛德勇教授对诸葛亮的批判，陷入非黑即白的评价陷阱。历史人物的功过，需要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衡量。诸葛亮北伐具有必然失败的客观因素：蜀弱魏强的总体态势难以逆转，加上“未有天变”（指重大战略机遇），后主刘禅智力弱于魏明帝，又无荆州方向的配合。

但诸葛亮以弱抗强展现的智慧仍值得尊敬。他不仅让曹魏“吓出一身冷汗”，更在秦岭山中进退自如。对手司马懿评价其为“天下奇才”，甚至在其死后见其营垒布置，仍赞叹“天下奇才也”。

关于北伐消耗民力的指责也需辩证看待。诸葛亮去世时，“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民众自发悼念的场景，岂是“误国误民”的酷吏所能享有的待遇？

历史评价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北伐的负担，与坐以待毙、最终国破家亡、百姓任人宰割的灾难相比，孰轻孰重？

诸葛亮未能克复中原，但他为先天不足的蜀汉政权延续了四十余年国祚。这份功绩，使其与汉之萧何、明之刘伯温并列为开国奠基的重臣。

辛德勇教授此次引发的争议，与其学术风格一脉相承。2021年，他就因《文史哲》期刊刊发批评其《制造汉武帝》的文章而公开论战。

当时《文史哲》刊登林鹄副研究员的文章，将辛德勇观点概括为“司马光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塑造虚假的武帝形象”。辛教授激烈反驳称这是“歪曲事实，强行捏造观点”。

争议升级后，《文史哲》编辑将双方私下沟通记录公开上网，辛德勇斥责此举“骇人听闻”，违反学术伦理。这场风波暴露了当下学术批评的困境：批评者应否给予被批评者回应的机会？

有学者建议：期刊在发表批评文章前，应发给原作者并邀请回应，最终同期刊发。这种“对等发声”原则，既可避免“稻草人谬误”（曲解对方观点再加以批判），也能促进理性争鸣。

学术讨论需要自由空间，但表达观点需考虑场合和方式。在武侯祠这样的文化圣地，学者更应尊重公众情感，避免将学术争议演变为文化对抗。

自媒体历史写作有其独特规则。为吸引眼球，常见手法是“无穷夸大，无穷贬低”，如韩国历史写作般“夸大自己民族，取悦读者”。这类文章标题多具新闻效果，如“四川发现一座古军营，专家感叹：难怪司马懿打不赢诸葛亮”。

但负责任的创作应平衡专业与通俗。好的历史类文章应做到：选取大众熟悉的历史人物；挖掘鲜为人知的故事；背景铺垫充分；制造合理悬念；权威资料佐证。

对诸葛亮这类复杂历史人物，单一维度的评判必然失真。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不完美的军事统帅；既创造了“天下称贤”的吏治典范，也有“挥泪斩马谡”的用人失误。

诸葛亮最大的遗产，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这份精神超越成败，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评价诸葛亮北伐，不能只看疆场得失，更要看精神价值的传承。

五丈原秋风吹过，诸葛亮的将星陨落已近一千八百年。今天的学者们仍在争论他的北伐得失，一如成都茶馆里百姓为“诸葛治蜀该不该征南蛮”争得面红耳赤。

但武侯祠香火从未断绝。那些排队抚摸文臣武将塑像的游客，那些在《出师表》石刻前低声诵读的学子，他们心中自有一杆秤——不是称量疆土得失，而是衡量一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之心。

历史评价从不是简单的对错判断题。当一位当代学者在供奉诸葛亮神位近两千年的圣地用“声讨”这样的字眼时，无异于在岳飞庙前赞颂秦桧的“功绩”——学术观点瞬间被裹挟进“亵渎先贤”的舆论漩涡。

历史评价也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诸葛亮不是神，但他以生命践行的忠贞与担当，早已超越一场战役的胜败、一朝一代的兴衰，成为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