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发现一经公布，便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为止，已挖掘出的8个祭祀坑（准确来说应为器物坑）中，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成群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以及黄金制成的金箔等，均未能在我们熟悉的中原文明框架内找到合适的解读方式。实际上，全球范围内也难以找到与之相似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的奇异之处，除了发现了诸如带有外域特征的黄金面具、金杖、以及确认来源于殷商文化的青铜尊、青铜罍等，还独有一些令人费解的遗物。例如，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这种形象在其他地区的文明中几乎无可比拟。2022年，宽达131厘米、重达131斤的超大青铜面具曾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给三星堆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正因如此，关于三星堆的“外星人说”或“外来文化说”在公众中甚嚣尘上。对此，著名的考古学家许宏曾做出理智回应：“我们看到三星堆某些青铜器形态怪异，是因为我们的视野太狭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超出我们已有的认知体系。至于外星文明的理论，那纯粹是开脑洞，与真正的考古学研究无关。”然而，三星堆的存在确实对我们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传统认识体系提出了挑战。在夏、商、周三代构建的广域王权体系中，三星堆显得格外不同，仿佛与这三代的政治模式格格不入。

虽然三星堆的遗址中发现了部分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关的陶器、玉器，以及来自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但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却在殷墟这样的王都中显得尤为罕见。若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仅仅解释为中原王朝文化传入后的地方性再创造，这种解释也难以成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类似发现，反而与苏美尔文明中某些雕像上的神树有着惊人的相似；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及铜片补铸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而权杖的形态，更加接近古埃及的文化特征。

那么，三星堆究竟与夏朝和商朝有何关系呢？是不是说，三星堆的文明真的是外来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清晰地界定三星堆所处的历史时空背景。

这里提到的“三星堆”指的是以8个祭祀坑为核心的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遗址。两者有重要区别。文化是指特定时间段内，某一群体创造的具有相似特征的文明痕迹；而遗址则是某一区域内人类活动的遗存，时间跨度可能非常长，且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次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举个例子，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的中晚期，但二里头遗址的遗存却横跨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朝甚至秦汉时期。类似地，三星堆遗址也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宝墩文化（约为新石器时代至夏朝时期），第二阶段是三星堆文化（约为商朝至周初），第三阶段是十二桥文化（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年代分析，发现三星堆文化的时间范围大致可以定位在夏末至周初之间。特别是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中含碳标本的测年，可以确定这些祭祀坑的形成时间接近殷末周初。因此，三星堆文化的全盛期应当发生在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宝墩文化，两个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这表明在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外来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中国古代史中，三星堆常常与夏朝的建立有所联系。《史记》记载“大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也提到“大禹生于蜀，长于蜀”，并且“夏朝的桑蚕业源自蜀地”。这一系列历史记载让人不禁怀疑：难道夏朝的根基与蜀地有直接关系？

通过考古学的发现，我们可以证实这一可能性。首先，河南郑州和浙江良渚的古代遗址中，分别发现了早于三星堆4号坑的丝绸残留物，这比三星堆的丝绸遗存要早。其次，三星堆还出土了二里头四期的牙璋，作为夏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一发现表明，夏遗民的文化延续到三星堆地区。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形制上有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显示出夏遗民对这一文化的传承。

更重要的是，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呈现出独特的两种发型：辫发和笄发。辫发者通常代表世俗权力，而笄发者则多为祭祀神职人员。这种发型的区分与三星堆文化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表明辫发者可能是掌握实际政权的统治者，而笄发者则为神职人员。

这一点也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线索：三星堆可能是本土的蜀地居民与夏朝遗民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尤其是那些青铜纵目面具，它们不仅反映了本土文化与外来元素的结合，也象征着祭祀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也可以看到，关于“蜀”的记载中，常常带有“目”字，与三星堆的纵目面具高度一致。这说明，商周时期的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的矛盾，或许更多源于三星堆内部的夏遗民群体。

三星堆文化中的“外来”因素则可以通过“中国弧”理论来解释。三星堆位于这条弧线的交汇处，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蜀地便通过“蜀身毒道”与印度洋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以及蜀布的存在，正是这种文化交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