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历史中，常有人提到所谓“四大中兴名臣”。这一说法其实有两个版本：一种认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另一种则说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彭玉麟。无论哪种版本，曾国藩与左宗棠都在其中，并且这两人都是湖南长沙府的老乡，因此后人常常把他们拿来比较。现今人们多认为左宗棠的历史贡献更大，但在当时，曾国藩却是“四大中兴名臣”之首。

曾国藩之所以能居于首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绩远超他人，而是因为他出道最早、资历最深。事实上，后来几位名臣在仕途上或多或少都曾得到他的提携。左宗棠虽然仅比曾国藩小一岁，但在早年似乎更为顺利：曾国藩六次才考中秀才，而左宗棠十五岁便以第二名中举。然而命运转折很快到来，左宗棠在三次会试中皆落榜，而曾国藩却仕途平步青云。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奉命回长沙组织团练，正是在此时，左宗棠作为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与他初次相识。两人互相欣赏，印象深刻。

左宗棠当时甚至感叹：“曾涤生侍郎正派任事，与我甚相得，只是相见太迟。”由此可见他最初是将曾国藩视为知己的。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十分赏识左宗棠，让他协助处理军政事务。但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因性格耿直几乎酿成大祸。当时，他还不是朝廷正式官员，只是幕僚，却因骆秉章信任，几乎能过问衙门大事。一次，永州总兵樊燮被传讯，却被安排去左宗棠处接受问话。樊燮不愿向一个幕僚下跪行礼，左宗棠愤怒将其逐出。樊燮心怀不满，直接上奏咸丰皇帝，指控左宗棠擅权欺官。此事一度闹到咸丰帝面前，若非骆秉章及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力保，再加上曾国藩奔走营救，左宗棠几乎命丧黄泉。

得救之后，左宗棠不但没有沉寂，反而在曾国藩的支持下逐渐走向舞台中心。曾国藩不仅保举他为助手，还支持他另立门户组建楚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推荐他为浙江巡抚。可以说，左宗棠的起步与腾飞，离不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然而，尽管如此，两人的关系却始终带着微妙的隔阂。按照官场惯例，被举荐者往往自称推荐人的门生，但左宗棠从未称曾国藩为师，也从不愿意自居弟子。他自视不亚于曾国藩，年纪又几乎相仿，所以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既源于他的自尊，也与他骨子里的傲气密切相关。

左宗棠的性格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既曾为他带来危险，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晚年七十高龄，他仍能抬棺出征，正是凭借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壮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相比之下，曾国藩则显得圆融谨慎。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时，主张防守为先、以稳制胜；而左宗棠则偏重速战速决，力主进攻。这种理念上的差异，使两人常在军事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在处理洪秀全遗孤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曾国藩与弟弟认为小孩已死，便上报自尽；而左宗棠查实后坚持上奏。也因此，坊间开始流传两人不和的传言。

实际上，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矛盾更多是性格和理念上的分歧，而非私人恩怨。左宗棠建立楚军时曾得曾国藩支持；他平定西北叛乱时，也得到曾国藩的协助。曾国藩曾直言：“论兵战，我不如左宗棠；尽忠报国，季高为最。国幸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后，亲笔挽联表达敬重，又对曾氏后人悉心照顾。他甚至说过：“我与令尊所争，乃国事耳；今日吊唁，乃尽朋友私交。”由此可见，两人虽意见有异，却始终不失知己之情。

所谓“曾左不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性格差异及外界的刻意渲染。清政府对手握重兵的汉族督抚向来戒备，希望他们彼此牵制，不致结盟。曾国藩和左宗棠保持表面上的距离，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智慧。后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分歧，同样带有这种政治上的“做戏”成分。通过这种方式，地方大员与清廷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总的来说，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是晚清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一个圆融持重，一个刚烈果敢，他们虽性格迥异，却目标一致：守护国家安危。正如《论语》所说：“君子和而不同。”用来形容两人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