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期以后，官员和富商的娱乐活动逐渐以看戏为主，特别是在总督瑞麟的喜好下，这一习惯愈发流行，并且成为了官场、商界和城乡社会的重要文化内容。看戏不仅是娱乐，还经常出现在官员的庆典、升迁、生日等场合，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杜凤治的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关于看戏的事件。他提到，像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经常会因升职、到任、离任等原因举办宴会看戏，频率非常高，每次的时间不等，有的一天，有的甚至会连续几天。例如，在同治十一年正月，现任官员团拜会在大佛市善后局大厅演出戏剧；随后，周天乐戏班在督署演出连续三天；又有连天升戏班在督署演出一天；接下来，原按察使孙观升任直隶布政使时，周天乐戏班再次在大佛市演出；当时，番禺知县胡鉴在县署也举办了灯戏。杜凤治自己在当年正月参加了七场戏，持续了十天之久。

这种看戏活动不仅限于高级官员，甚至中下级官员也会为自己或家人的喜庆举办类似的演出。比如潮阳知县张璿为母亲祝寿，特意举办了三天的戏剧演出；海关委员娄来凤为儿子考中秀才，竟然连演了十多天。看戏的费用不菲，每天的基本费用为200元，还需要支付场地、宴会、治安等相关费用，支出十分庞大。例如，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的诞辰，瑞麟在督署举行了三天的演出，花费接近一千两黄金。

瑞麟去世后，继任的英翰总督更加注重排场，随行人员约百人，其中包括明星演员、医生等。英翰每次演出时，剧班也会带上自己的戏曲演员来演出，从而进一步推高了费用。

这些高额费用通常由各级衙门共同承担。例如，在广州演出的戏班，由于戏班归南海管辖，杜凤治通常负责组织，并承担约六成的费用，剩余的费用则由番禺县分摊。特别是在同治十一年，瑞麟下令，费用由藩台以下的官员分摊，如果不够，两个县会共同承担。

由于演出频繁，整体花费巨大，官府有时会给戏班较低的报酬。例如，同治十年，万寿节庆祝演戏时，两县每日至少支付40元，只有市场价的五分之一。尽管如此，戏班仍然愿意接受低价，原因在于官府的权力——只有官府批准，戏班才能演出。此外，戏班也趁机申请更多民间演出，以弥补亏损。

另外，中下级官员观看戏剧的费用通常也在40元左右。甚至有记录提到，光绪三年，杜凤治的朋友许其光与他一同看戏，由于这是私人活动，他们没有按官价支付，而是每人集资10元，共享了两天的演出。

民间的戏班收入也不低，尤其是在一些大场面演出中。例如，石湾地区曾有四个戏班合演三天，收入达到两三千两黄金。而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官山的祭天仪式上，三个戏班同时演出，花费超过一万两黄金。民间演出费用由各商人集资，场面极为豪华。

然而，戏剧演员虽然赚得不菲，地位却十分低下。他们被视为社会底层，常常与娼妓、仆役等人一起被贬低。尽管南海一带的民间戏班非常富裕，演员们的收入远超许多官员，甚至高于一些县官的工资，但他们在官场上并不受尊重。例如，在同治十三年，杜凤治曾要求吉庆公所捐款2000元来修建河道，吉庆公所最初拒绝捐款，最终在杜的强迫下捐出1500元。

在当时，许多高官喜爱观看女演员演出的“档子班”，这些女演员的演出常成为八卦话题。瑞麟尤其钟情于此，每次看戏都指定要“档子班”。然而，这种私下的喜好并未受到正式批评，反而成为官场的公开秘密。甚至，光绪三年，总督刘坤一也曾要求观看“档子班”的演出，并且表示对外界的闲言碎语毫不在乎。

除了看戏，官员们还会频繁光顾类似“趣宜馆”的娱乐场所，那里有女优陪酒和娱乐活动。许多官员在酒后失态，沉迷于其中，最终影响了家庭与职业。比如，清饷局的张仲英因为迷恋女优，最终导致妻子自杀；知县彭翰孙和曾海珊也因喜好女演员而声名狼藉。

这些现象说明，尽管清朝末期的官场纪律尚存，许多官员却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放纵个人欲望，并将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