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党的领导下的起义军在南昌爆发了起义,成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军全歼了南昌守军3000余人,南昌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然而,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起义军在南昌起义成功后迅速开始撤退。一部分起义军选择跟随指挥员前往井冈山,继续进行游击战;另一部分则决定南下,攻占潮汕地区,夺取了重要的码头,并希望借此获得共产国际的军备和物资支持。 虽然起义军在南昌取得了胜利,且兵力达到了两万余人,但面对国民党派遣的数十万大军,硬碰硬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的领导者考虑到,可以将兵力转向湘赣一带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不仅敌人防守相对薄弱,而且群众基础也较为稳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为什么起义军并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转向广东地区,去面对桂系军阀的防守呢?事实上,第一次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统治重心逐渐南移到长江流域,但广东的桂系军阀在实际操作中仍需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只要桂系的地盘不受中央军威胁,一切都较为平稳。因此,在电影《建军大业》中,有个经典桥段:南昌起义后,广州的李济深通过电报询问蒋介石如何处理南昌起义的后果。
实际上,南下的起义军目标明确——占领广东的出海口,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通过此地获取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苏联政府承诺,一旦起义军胜利,就会提供一批军火支援,包括1.5万支步枪、30挺机枪、1000万发子弹、4门大炮以及2000发炮弹。这批援助需要通过海参崴运抵广东潮汕港,因此,起义军必须先攻占潮汕港口,而若能进一步攻占广州,将更有利于接受来自苏联的军事资源。 在当时,倘若能够借助苏联的军火支援,结合广州的革命氛围(广州作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并非难事。问题在于,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种方式的预期过于理想化了。 党在创建初期,主要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革命理论和政策大多是按照苏俄的模式进行学习和实施。当时,广东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大城市基础好,能够为起义军提供必要的补给和军费支持。起义军进入广州后,还能依靠当地的工人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 然而,这种做法并非完美。虽然短期内可以获得资金和军火援助,迅速壮大军队,但盲目复制苏俄的革命经验,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我军在多次战斗中面临严重危机。例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南下广东的过程中,起义军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由于大部分起义军原本是旧式军队,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少士兵在途中陆续脱队,导致起义军的实力不断削弱。尽管如此,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起义军依然成功发动了广州起义,并在广州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然而,由于共产国际的军火援助未能及时到位,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多路围攻,广州起义军始终未能得到所需的补给,最终陷入困境,起义失败。起义军被迫撤离广州,转移到井冈山地区。 尽管如此,南下广东并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依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为后来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