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甚至比战时更为严重。许多国民党官员趁机大发“接收财”，这引起了高官邵毓麟的警觉，他认为这种现象为未来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所谓的“接收”工作，实际上更像是“劫收”、“劫搜”甚至是“抢搜”。接收机关遍布全国，数量庞大，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比如，天津就有26个接收单位，杭州有28个，北平有32个，而上海的接收机关多达89个。这样一来，各种机关重复接收，同一批敌伪物资可能会被接收三四次，甚至五六次。每经过一次接收，物资损失就多一次，流弊严重。以某地的2500辆汽车为例，经过几轮交接，最终只登记了5辆，而且全都是破旧不堪的废车。这个情况让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感到痛心。

接收过程中的混乱更是层出不穷，各种不同的机关争夺物资，跨行业、跨地区、跨职权的接收现象不断发生。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军事机关的接收尤为突出。就连海南岛这样一个地方，按理应该由农林部负责接收的农业单位，竟然被经济部抢先接收了大部分，农林部只接到两个单位，其他部门争抢的情况不胜枚举。

国民党政府的这些失序行为，不仅影响了社会生产，还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南京政府派到粤桂地区的清查团发现，许多接收的车船根本无法使用，很多工厂也不能恢复生产。经济部在海南岛接收的43家工厂中，24家完全停工，只有一小部分继续开工。在榆亚区接收的唯一热带产业试验场，在多次交接和抢夺中，完全被毁坏了。其他地方的接收物资也大多损坏严重，比如粮食部接收的长江碾米厂储存的100多万斤大麦，因虫蛀而全部丢弃；在徐州，陆军联勤总部接收的粮食仓库，存储的山芋和杂粮因漏雨而霉烂；而在海南岛接收的200多艘船舶，几乎全部报废，只有少数几艘得以修复。

国民党的这些“接收”行为，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老百姓不禁感叹：“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这种情况下，邵毓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向蒋介石提出警告，称这样下去，国土虽然收复了，但民心已经丧失，国家也将陷入困境。然而，蒋介石对此并不重视。即便是上海市长钱大钧贪污了42亿元，蒋介石也只是淡然一笑，认为这是“小问题”，并没有追究。

随着清查工作的推进，发现了大量的贪污案件，尤其是1946年9月揭发了50亿元的贪污案，9月30日《解放日报》又公布了一批高达430亿元的贪污案件。但蒋介石害怕丢脸，命令媒体不要报道这些案件，以免影响政府形象。结果，只有一些低级官员的小贪污案件被公开，大的丑闻则被掩盖。

邵毓麟深知这场腐败风暴的严重性，警告蒋介石：“我们虽然赢得了战斗，但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未来的前景一片黑暗。”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想要继续维持政权几乎不可能。因此，抗战胜利仅四年后，蒋介石就被迫退守台湾，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