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很多观点其实都是老调重弹,形式换了瓶子而已。观察历史人物的言行,比他们口头上的承诺更重要。正如陈寿评价诸葛亮时说的“及亮卒,如其所言”,我们也不禁要问:曹操是否真的能完全做到如他所言?史书摆在书架上,随手可查,如果不懒得翻阅,还可以参考《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里的数据,清楚地呈现出东汉到曹魏的官僚结构变化。
从196年到219年,东汉时期寒族(即普通百姓出身,没有家族官职背景的人)占官僚的比例约56.5%;220年至239年,曹魏集团中寒族占比降至36.8%;到240年至26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5.3%。这里的“士族”指三代中至少两代担任过刺史、太守等地方官职的家庭,而“寒族”则是父祖辈皆未任过官的人。通过统计这些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官员阶层的变迁,也能辨别谁在夸大宣传或装腔作势。 对比蜀汉,寒族在官僚体系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高位。例如220年至245年,蜀汉寒族占官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6.2%,说明蜀汉在用人上更注重民间出身,保持了群众路线。而魏、吴两国随着时间推移,寒族官员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甚至到了西晋(290-316年),寒族官员比例降至12.2%。士族在官僚体系中稳占优势,历史潮流难以阻挡,即便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影响。 所谓“唯才是举”,在当时实际执行中往往是“唯德兼资历”,背景和关系仍然至关重要。曹操时期,即便有才能的人,也可能因为出身或关系不够而无法得到提拔。比如张辽、夏侯惇等将领,即使勇猛有为,也需服从有权势的家族成员。姜维、吕蒙在蜀汉、东吴则能快速晋升,显示出不同政权对人才的选择方式差异。曹操在求贤过程中,虽然有《求贤三令》的名义,但实际上是结合权力集中的需求,通过选拔德才兼备、背景可靠的人稳固政权,而非完全凭才能。 总的来看,曹操时期的“求贤”政策带有非常规色彩,其用人方式强调权力控制和利益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才德评估。他的做法既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也体现了士族与寒族、权力与人才之间复杂的博弈。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用人,不仅是看才华,更要兼顾德行、背景和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