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直取成都迫使后主刘禅开城投降,蜀国正式灭亡。蜀汉灭亡,几家欢喜几家愁,对于统治北方的曹魏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有了巴蜀之地,便可以两面夹击长江以南的东吴势力。对于此时内乱不断的东吴而言,盟友的突然消失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正当曹魏摩拳擦掌,准备一举南下完成统一大业,建立千秋伟业的时候,司马家族的迅速崛起,却这让场本该早早结束的灭吴之战愣是被推迟了17年之久。
在陈寿的《三国志》里,他毫不避讳地阐述了一个事实:早在司马昭时期,北方便已经开始谋划灭吴,可是,直到公元280年才最后实施,这17年时间里,司马昭分身乏术,难以分出精力进行灭吴之战,所以只能交给他的后世子孙去实施。
司马氏的异军突起对于孱弱的曹魏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加上司马氏一族擅长谋术弄权,军功显赫,一时间竟无人能够出面制衡。司马昭时期,忙于稳定北方统治权的司马昭正加紧对北方的笼络,所以,一度搁置了对吴国的征伐。
而发生于公元249年的“淮南三叛”事件犹如一针强心剂,给敏感的司马昭当头一棒。说起“淮南三叛”发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当年1月的“高平陵之变”,曹叡病逝前,曾将司马懿和曹爽定位托孤重臣,曹芳继位后大力选用忠于曹魏的亲族和与司马氏关系不佳的政敌。
小皇帝的种种行为深深触动了年迈的司马懿那根神经,在后者看来,自己虽然是托孤重臣,可是,如今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如果不对曹芳和曹爽加以打压和制止,司马氏的未来便不复存在。
果不其然,曹芳上位后很快便象征性地给予司马懿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太傅。
失去了兵权和政治话语权的司马懿,表面上顺从了曹芳和曹爽,暗地里却在集中势力准备剪除掉曹爽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公元249年1月,曹芳率领一众宦官和卫士离开洛阳前往高平陵祭拜曹叡,司马懿趁机上奏永宁太后,请求废黜“祸国殃民”的大将军曹爽,不仅如此,他还大胆地将自己的势力和部队部署在洛阳以防不测。
背水一战的司马懿很快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曹爽投降交出兵权,不久后便被司马懿罗织罪名诛灭三族。从此之后,曹魏的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一族手中。然而。司马懿对曹爽的清算引来了外军的极度不满。
其中,以淮南都督王凌最甚,身居前线的王凌认为曹芳年幼无知,受到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蛊惑才会听之任之,在与外甥令狐愚谋划之后,两人不但决定起兵对抗司马懿,还要另立皇帝曹彪。
王凌和令狐愚的做法引起了兖州刺史黄华的警惕,后者在得知了王凌等人的大计后惊出一身冷汗,缓过神来的他,立刻将王凌谋反一事告知司马懿。司马懿很快做出反应,以水军讨伐淮南,战败的王凌被送往洛阳,不久后落得个服毒自尽的下场。史称“淮南一叛”。
王凌的谋划和结局让世人彻底看到了司马氏的野心,此后,文钦、毌丘俭发起“淮南二叛”以及诸葛诞掀起的“淮南三叛”,对于司马懿的小儿子司马昭而言,诸葛诞之叛触动非常大,可惜,除了消磨了忠于曹魏的最后一丝军事力量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深层次影响。
公元260年,阴险歹毒的司马昭索性命人诛杀了皇帝曹髦。这种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唾弃,随着曹髦一死,司马昭背负了9年骂名,所以,篡位的进度因为这件事而大大延期。
另外,“淮南三叛”虽然背后有东吴的参与而给了司马氏发兵江南的口实,但是,江东孙氏基业早已稳固,加上有长江天堑加以对北方平原在地理上阻隔,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司马昭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饮马建康的。
既然短期内达不到灭吴的目的,不如趁灭蜀和平叛让自己的政治声望提升,巩固司马氏现有的地位和政治权力。
公元264年,司马昭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擢升为“晋王”,对于这个结果,司马昭已经很是满足,在封地内,司马昭不顾外界舆论看法,大兴土木的同时还效仿天子礼仪和官制论功行赏,俨然一副皇帝模样。
在完成了取代曹魏,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司马昭给司马炎留下的唯一一个难题就是南方苟延残喘的东吴,彼时,虽然晋国早已成立,可是,司马炎在伐吴一事上依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
一方面,晋国成立不久,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成为法定继承人,可是,在政治上司马炎缺乏制约朝堂的手段,以至于他的威信完全不足以震慑众人。上下如果无法一条心,更不用说南下征吴。
另一方面,齐王司马攸美名远扬,这是个非常难缠的政治对手,为了制衡司马攸的声望,司马炎继承大统后急需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免群臣与司马攸走得太近从而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司马炎给出的答案是笼络群臣从而疏远司马攸。
由此可见,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虽然司马氏祖孙都想尽早统一中原,但是,现实条件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司马懿以权术奠定了司马氏在曹魏集团内部无可匹敌的力量,司马师、司马昭进一步稳固加强了司马氏的实力和地位并最后完成“代魏”伟业。
司马炎由于缺乏对内的统治力和足够的威望,加上宗室内部有人对他的帝位虎视眈眈,蠢蠢欲动,所以,司马炎上台后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危机,只有在树立了自己足够的声望并稳住群臣,获得足够的支持后才有可能将伐吴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