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蔡廷锴带领的十九路军接到命令驻守上海。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不断向上海增兵,并且不断挑起事端,局势日趋紧张。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向中方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要求十九路军后撤15公里,蔡廷锴断然拒绝,不答应这种侵犯主权的要求。 表面上已经下台的蒋介石,暗地里还是派人插手这事,他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到上海去做思想工作,想让十九路军听命。但何应钦的访问被十九路军拒绝了。蔡廷锴明确表示,驻防地点是中国领土,后退毫无理由;如果真要撤军,既然是政府的决定,就应该不限于敌方提出的要求——要撤就把我全部调离京沪路,我会绝对服从中央命令。
1月23日,蔡廷锴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们决定坚决抵抗日军,并且做出了具体的作战和守卫部署。到了1月28日夜间,日本军队公然向闸北一带发动进攻,十九路军立刻奋起抵抗,中外震惊的一·二八事变由此爆发。 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军官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明守土有责,寸土必争,不能放弃任何一块国土;他们表示为了保家卫国,即便牺牲至一卒一弹,也绝不退缩。虽然十九路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但铁军的名号并非虚传,他们在战场上的战斗力非常强。即便长期被拖欠600多万军饷,寒冬里许多官兵仍然只穿单衣,他们在前期仍能击得日军狼狈不堪。 日军发现这块硬骨头不好啃,损失惨重,于是开始持续增兵。日本从国内增调了两艘航空母舰、十二艘各型军舰、7000名陆战队员和陆军第九师支援上海。面对配备飞机、大炮、军舰、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日军,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顽强血战了一个多月。日军四次更换指挥,死伤万人以上,但始终未能攻下上海防线。 日本不满足,继续加大投入;从2月27日起,日本陆军第11师、第14师以及约80艘军舰、300架飞机先后抵达上海,兵力与火力迅速提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方面的态度:当蔡廷锴请求中央增援时,蒋竟向其他军队发出通电称:第19军有3个师16个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经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出于爱国,也须受抗命处分。这等措辞实际上阻断了可能的支援。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蒋介石不仅停止了对十九路军的军饷和武器供应,甚至扣押了全国百姓为支援十九路军所捐的钱物。换言之,只要不听从中央就得饿着,断绝一切后援,手段极为冷酷。更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海军竟与日本海军达成一种互不攻击,以维友谊的协议。海军部长陈绍宽下令各舰:日本海军炮击狮子山及南京市,与我海军无关!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这种态度使得淞沪一线的抗战充满了无奈与憋屈。 尽管如此,十九路军并非孤军奋战,他们在上海当地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很多市民与团体纷纷捐款捐物相助——毕竟不援助就可能成为亡国奴。在这些支持者中,最积极也最关键的当属社会名人杜月笙。虽然杜长期在民间活动,但在国家大义面前他毫不含糊。战斗一打响,杜月笙就打电话给蔡廷锴说:有我能用得着的地方,万死不辞! 说到做到,杜月笙第二天就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在军饷被停止的日子里,正是这些社会捐助维持了十九路军的基本供给和战斗能力。 日军久攻未下,便图谋通过态度暧昧的法租界向十九路军后方运兵,从而前后夹击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杜月笙得知后立刻召集各大媒体公开宣称:如果日本人想利用法租界打中国人,我杜某人有信心在两个小时内把法租界全部毁灭!凭借他在上海的影响力和社会根基,这番话震慑住了日方。 最终,日本方面放弃了借法租界偷袭的计划:既然这一阴谋已被杜月笙揭露,又可能招致更强烈的社会反弹,便不再冒险行事。淞沪抗战结束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向杜月笙敬酒时说:三十五天血战,十九路军最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就是杜月笙先生。这句话道出了当时民间力量对抗战的重要作用与深切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