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确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实施了行省制度,并修建了驿道和运河,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等。这些举措让波斯帝国的统治更加稳固,也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管理体系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也推出了类似的大一统政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朝,实行了郡县制,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并修建了长城和道路等基础设施。这些措施,虽然与大流士的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受到了大流士政策的影响,是否借鉴了波斯的做法。 实际上,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并非直接来自波斯的大流士。秦始皇的政策,更多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没有证据表明秦始皇的改革是抄袭了大流士的政策,反而可以看到,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是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发生在公元前359年。商鞅推行的耕战政策,把秦国人分为两类——农民和战士。无论是支持重农抑商,还是设立军功爵等,商鞅的变法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此外,商鞅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焚书坑儒、禁止游宦之民、统一度量衡、推行县制等,这些举措与秦始皇后来的大一统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 可以看出,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延续了商鞅变法的思路,并且将其推向了全国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秦国。商鞅的变法思想已经在他早期的秦国生涯中逐渐成型,因此他能够与秦孝公讨论国家强盛之策。从商鞅的经历来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抄袭了大流士的政策。 如果换作其他国家统一中国,是否也会推行类似的大一统政策呢?假设不是秦国统一了中国,而是其他国家,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会推出类似的大一统政策。战国时期的中国,周代实行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结果导致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弱。战国时期,七个强国崛起,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不能再继续分封,必须实施中央集权制。因此,无论哪个国家统一中国,实施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都是不可避免的。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周代建立后,并未实行书同文政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战国七雄的文字差异较大,但各国内部还是实现了文字统一。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统一了华夏,为了稳固统治,实施书同文的政策将是必然的。 在度量衡方面,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度量衡标准,且每个地区的标准不一致。为了实现统一,魏国、韩国、赵国、燕国等国的改革者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结算单位,但各国都试图统一计量标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统一中国时,都必然会推动度量衡的统一,虽然实现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最终会达到相似的结果。 总的来说,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国家统一华夏,最终都会推出类似的大一统政策,只不过可能与秦始皇的政策形式有所不同。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波斯帝国时期的波斯有很大不同。波斯帝国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巨大,而战国时期的七雄虽然各自为政,但都属于华夏文化圈,已经基本完成了文化上的融合,因此大一统的趋势逐渐形成。正如《道德经》中所提到的取天下,就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统一的渴望。 既然大一统的趋势已经出现,那么相应的大一统政策也应运而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并非抄袭大流士,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以郡县制为例,夏商周时期,生产力低下,无法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只能依靠分封制,让诸侯管理自己的领土。而在商代周方国的叛乱后,分封制显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们有了更多的资源去直接治理更广泛的土地,县制因此逐渐被推行。楚国、齐国、晋国、秦国等地的诸侯国,都开始实行县制。可以说,不论哪个国家最终统一中国,都必然会推行郡县制,否则王权就会受到威胁,国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因此,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即使是其他诸侯国统一中国,也会采取类似的政策。波斯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大流士与秦始皇推出的政策也各有不同。大流士的政策虽然也有统一的元素,但波斯帝国没有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大流士的改革更多地是依赖贵族制度和行省制度,而秦始皇则通过更加集中的中央集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并非源自波斯的大流士,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