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俄国史（第三卷，20世纪）》，[美]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 主编，杨成 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版，780页，260.00元

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主编的《剑桥俄国史》（第三卷，20世纪）（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I: Twentieth Century，2007；杨成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整体感和专题性最强的二十世纪苏俄史专著；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我相信这部七百多页的大部头史著可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应该强调的是，历史学家的镜像式研究，以及有相关阅历读者的镜像式阅读，这是由国别史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语境所决定和引领的，是史学思考中的重要维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二十世纪俄苏历史的意义无疑比前面的历史时期更为重要和更有现实意义，特别凸显了国别历史的比较研究中“镜像关系”的性质及其研究价值。

读过“剑桥史”系列的读者都知道，编年史与专题史相结合以及相应的集体写作是其一贯的写作方式和篇章结构的特征，这种方式可以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叙事与重点议题的横向研究之间取得结构性的平衡。在编年的纵向发展叙事中难以实现的多重视角、案例深描和理论性阐释往往得以在专题性研究中展开，而且在集体合作中专业性很强的分工能够充分考虑研究者的专长及其研究语境的特殊性，因此从整体上说，这种点线结合的方式是编年体历史著述中相当合理的体裁。但是这种编年史与主题史相结合的方式在具体篇章安排中也还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是在编年史叙事中嵌入专题史或是让两种叙事各自独立、前后分隔的区别，这部第三卷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

这在目录中就可以明确看出来：全书第一部分“俄国与苏联：跨越时间的故事”，就是编年史式的历史发展叙事：帝国的“落日余晖”、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1918年革命、俄国内战、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主义（1928-1940年）、卫国战争（1941-1945年）、斯大林及其人际圈、赫鲁晓夫时代（1953-1964年）、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俄罗斯联邦；第二部分“俄国与苏联：主题与趋势”之下的篇章是：经济与人口变化：俄国的极端经济时代、改造20世纪的农民：俄国、苏联与后苏联时期的困境、工人与工业化、女性与国家、非俄罗斯族在苏联与后苏联时代、西部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与波罗的海国家、科学、技术与现代性、文化（1900-1945年）、文化的政治（1945-2000年）、共产国际与苏联外交政策（1919-1941年）、莫斯科的外交政策（1945-2000年）、身份、机制与利益、苏联与共产主义之路。

该书译者在全书的“译者序”中对第三卷主要内容和特点的介绍是：“20世纪的俄苏历史，涵盖俄罗斯帝国晚期、苏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四个阶段的历史，其中又以苏联历史的研究为主，深入探究了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该卷以1905年革命为起点，贯通两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体制的建构与解构、冷战对峙以及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等重大历史节点，通过政治制度嬗变、意识形态博弈、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认同重构等多重视角，深度解析俄国和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代价。本卷的鲜明特点是立足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系统重构20世纪俄苏史的演进谱系。”（第一卷，译者序，3页）这是相当准确的概括，其中应该关注的是“深度解析俄国和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代价”这句话，这似乎表明了译者对于该书集体写作者的史观的一种认知和表述，那么在这里是否已经呈现出某种镜像关系中的理解与投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外，“本卷突破单一民族史观，建立多民族共同体分析框架：既考察俄罗斯核心区的历史演变，亦追踪沙俄边疆政策向苏联民族自治制度的转型轨迹，更剖析后苏联空间族群认同的重组困境。著者团队试图超越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研究的种种分歧，寻找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建立起兼具批判性与理解性的阐释体系”（见本卷封底）。这里提到“兼具批判性与理解性的阐释体系”，显然还是一种试图要达成的愿景。要突破单一民族史观的框架，困难的是对于过去的中心主义和叙事中的权力压迫关系需要有更深入、更微观的实证研究，才能找到突破旧框架之后应该建立的合理叙事框架。

译者认为，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为第三卷撰写的长篇导言（这里指的应该是第一章）鲜明地反映出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特征。其表现分别是作者自己也承认其相关讨论几乎完全局限于英美学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对苏联及后苏联学界规模十分庞大的研究成果只字未提。因此在第三卷的撰写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英美学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经常对‘西方中心主义’开展激烈的自我批评，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真正接纳非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从而错失了由俄罗斯学者与西方学者合作完成此类研究并实现观点平衡、客观、理性、中立的良机，尽管苏联解体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第一卷，译者序，12页）。这的确是在阅读中应该留意的问题。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俄罗斯学者B.B.卢涅耶夫的《二十世纪的犯罪》（黄道秀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是一部以二十世纪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为历史主线的犯罪学巨著，作者在书中关于在俄罗斯法学界早就使用“政治犯罪”这个术语来进行研究的相关论述就是这部《剑桥俄国史》第三卷所欠缺的，而其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为本卷撰写的“导言”篇幅不长，但是在一开始就精准地勾勒出俄苏史研究的重大流变：早期的俄国史大多以国家叙事为中心，其后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历史叙事，关注革命与社会转型；再往后就是对文化主题的关注：庆典与仪式、象征与神话、记忆与主体性等议题。然后，“修正主义一浪接着一浪，时常伴随着不同学派、不同代际之间的敌意与不满。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社会历史学家极力否定的极权主义模式，被证明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并以新的形式重新崭露头角，它的大多数观念均来自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影响的负面解读”（1页）。冷战的局面无疑强化了两大阵营对苏联史研究的分割，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争议仍然固执地存在。

同时，苏尼在这篇导言中也极为精准地概括了苏联历史的真实面相：……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低水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时代蕴藏着深刻矛盾：工业的显著进步伴随着农业的荒芜和停滞；数百万人热情地投入建设，却认为敌人无处不在；大众文化和教育普及……（2-3页）。但是无论如何，苏联还是缓慢进入了现代化的、联系紧密的城市社会，拥有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五六十年代之后的“修正主义”史学不断挑战西方原有的观点，国际关系的缓和也促使人们以“发展”和“现代化”理论观察苏联。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之后，保守人士重新提起宿命论的解释——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基因决定了必定崩溃的结局（3页）。

接下来，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在第一章“阅读20世纪的俄国与苏联：“西方”如何书写苏联史”中更为全面和详尽地论述了俄苏史学叙事的发展，是一篇难得的西方俄苏史学综述与评议文本，在政治与史学始终紧密相交的双重维度中辨析着隐含在历史深处的关键节点。无论是“去政治化”的宗旨还是在“连续修正主义”与“新传统主义”之间的审慎辨析，英美学界关于俄苏历史叙事的建构与解构总是被深刻地锚定在俄苏与西方之间相互对应的历史语境之中。

从史学史研究中的镜像式阅读视角来看，可能更受关注的是英美左翼学者的历史研究视角及基本判断的产生与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道德正义情感和政治判断对建构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比如芝加哥大学的萨缪尔·诺斯若普·哈珀（Samuel Northrup Harper）是1905 年“流血星期日”的目击者，坚决支持俄国自由主义，最终接受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对苏联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在1937 年的著作《苏联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中表明苏联体系中存在民主的、参与式的制度；他把莫斯科审判合理化，为1939年苏德条约辩护，称之为一个精明的手段（12页）。大卫·英格尔曼（David C. Engerman）指出，哈珀等俄国研究专家使得人们有更多的理由支持苏联而非去挑战它；在1933年美国承认苏联之后，一群在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也是持有相似的态度。在苏联“一五”计划期间，西方作品中对苏联的活力、奉献、理想主义以及为了达成现代化而承受痛苦的赞美达到高潮，进而思考如何资本主义应如何向苏联学习。通俗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于1932年在俄国旅行期间目睹了大饥荒，但他仍然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直接挑战了我们对自己糟糕体制的骄傲和自满的美国式思考”，他预测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有计划的社会控制视为我们这个时代达成的最重要成就”（15页）。虽然发生了很多情况，许多左派依然对苏联社会主义抱有热情。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他们的信仰受到重重一击，但是随着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知识分子的态度再次急转直变，涌现出大量描绘俄国和苏联的作品（19页）。

但是，远比这种立场、态度的变化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是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中建立起来的历史阐释模式，历史叙事及评价模型随着专业概念、研究方法的深度介入而被建构或解构。比如，由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界定的极权主义经典概念包含有六个系统特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种极权主义模型支配着学术研究。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更多以“社会史”的视角切入研究，指出极权主义模型只将焦点放在政治精英和国家机器上，没有注意到社会的现实经验，实际上政府不可能完全达到极权主义模型所描述的那种对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实现绝对全面控制的理想情况。

如果说社会史只是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纠正极权主义模型的“视差”的话，那么现代化理论的介入则是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历史叙事的视角。这种模型的兴起也同样源于苏联在六十年代发生的缓慢地演变为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变化，“在现代化理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趋同论占据主流的几年间，对苏联的总体印象是，它将会变成一个更温和的社会，一个比极权主义理论家认为的更容易接受的敌人”（33页）。现代化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某种改观必然会导致政权印象的转型，而且原来的极权主义模型中的某些极端叙事更增添了这种转型的合理性。进而“在部分人看来，现代化理论运用温和的社会科学语言，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过激行动寻找借口，并且为……和国家权力的强制推行辩护，宣称这是为了实现发展必然的外部性结果。社会无秩序、暴力甚至……都可以被解释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同上）。在这里的“部分人”指的是保守派评论家，他们对现代化理论在俄苏历史研究中的这种运用模式所提出的批评是值得思考的，所针对的是西方左翼人士比较容易相信的必然道路论和代价论。在这一章的“‘西方’如何书写苏联史”的论述中，我认为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是在镜像式阅读与思考中最值得重视的议题，因为它不仅触及现代化转型中的根本性问题——目标与代价，而且更为适合于在辩护叙事而不是批判叙事中展开学术的或话术的阐释。

胡佛研究所的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俄苏史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叙事的案例，表明了苏尼力图站在公允、中立的立场上审慎地看待支持不同立场叙事的史料依据。康奎斯特在他的一本广为流行的著作中声称1931-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有意为之的”。苏尼随即指出：“大多数学者均不认同这一判断，认为这次饥荒是一项由考虑不周和判断失误的过度粮食征用政策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特别针对乌克兰人的。围绕康奎斯特过于夸大的……受害者人数，争论持续不休，直到公布的苏联档案迫使学界降低估算值。”（41-42页）关于大饥荒受难者人数，苏尼认为直到他撰写本书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论题，他在注释中对此作了说明：“例如，康奎斯特估计，在集体化和大饥荒时期，有1500万人死亡；而戴维斯和维特克罗夫特（S. G. Wheatcroft）基于档案史料将死亡人数降为570万人。在20世纪30年代……死亡的总人数更接近1000 万或1100万，而不是早期估计的2000 万-3000万。……”这是他在自己之前的著作《苏联实验：俄国、苏联与诸继承国》（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1998）曾经论述过的议题（42页）。关于受难者人数的争议在不同的国别史研究中都是有的，在数据时代中的确有必要尽可能准确地还原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数字背后的普通人的真实命运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即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经过核实之后有所修正——难道这就可以进而改变导致死亡的事件的性质吗？

说到这里，想起澳洲新闻记者、作家高夫力·白伦敦（Godfrey Blunden）写的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1946；夏济安译，大地出版社，1985年），书中有一个与数字相关的情节：女革命家兰吉倒抽了一口冷气，说道“啊！我的可怜的国家啊。七百万人哪！”这时老特工格莱哥却说：“你是受数目字影响了……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环境之下，……我们自己犯一些错误，算是什么呢？何况我们之所以犯错误，目的也是努力使我们的国家不为环境所屈服呀！”（《莫斯科的寒夜》，132-133页）。

关于乌克兰大饥荒问题，本书第七章的作者大卫·R.希勒（David R.Shearer）认为：“尽管饥荒对乌克兰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场饥荒是有预谋的，它也影响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广泛分布的俄罗斯人及其他非乌克兰人群体。”（186页）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史学家言。

二十世纪苏俄史研究的根本对象是权力体制及其管辖下的人，体制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是一个相互形塑的建构过程。在苏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种理论或历史叙事模型能够有效地揭示这种主体性建构中的复杂真相。正如福柯说的，体制既有压制性的也有创造性的一面，构成了一个涵盖多种类、多认同的景观。另外，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都可以既有服从的一面也有抗拒的一面，“甚至，异议也经常被置于‘苏联革命的更大体系中’表达，以便契合政权本身的表述”（60页）。与这种复杂性相对应的是在史学研究中继续延续的争议性，苏尼指出：“过去围绕着冷战的论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消失，苏联问题在学者之间和公共领域中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一些人继续寻找决定苏联本质的深刻内在原理，另一些人则试图找出简单模型无法诠释的矛盾和反常之处。中立仍然是一种有价值却难以实现的立场，完全客观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63页）当研究者面对意识形态遗产、国情路径依赖和更为久远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时候，必须极为审慎地在体制与人之间寻找和辨析真实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具有阐释力量的叙事方式。

在该书的专题章节中，不少研究者都有一种自觉地超越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和以精英为中心的人物叙事的问题意识，因而能够看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民的普通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主流之间的各种联系。在这方面，英国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板。作者以丰富的口述史料还原斯大林时期的家庭生活与私人记忆，它并非单向度地研究权力是如何控制私人生活的，而是同时关注普通人是如何在学会适应、被迫扭曲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统治者的价值、话语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内容。在拉尔斯·T. 利赫（Lars T.Lih）在全书最后一章“苏联与共产主义之路”中首先论述的议题是“苏联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将自己视为迈向共产主义的旅行者形象。这种形象根植于卡尔·马克思创造性的叙述，它涉及阶级斗争和阶级使命，并首次体现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652页）。苏联意识形态宣传中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官方学术界的马克思研究阵容强大，但是这部出自西方学界的剑桥俄国史的终章最后回到了这个议题，无疑另有一种从思想理论上追根溯源的阐释性意图。“苏联意识形态的内在历史是一个隐喻的故事”，人们一直在探索“哪条道路通向圣殿？”（同上）。这也是二十世纪所有激进主义运动的真实隐喻，“独特道路”的叙事反而具有了普遍性的表现力和传播性。利赫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俄国新兴革命政权的独特贡献，在于它描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以三种关键的方式塑造了苏联的构成叙事”（652页），这三种“关键方式”及所塑造的相应叙事分别是“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争取”（652-653页）。这三种叙事当然都不陌生，“阶级”“专政”和“解放”构成了几代人命运叙事中的核心话语。

接下来，利赫以这三种核心叙事回溯了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发展与转折，其中有些议题在今天看来的确应该重新思考。比如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生在《火星报》（Iskra）阵营中的辩论，作者指出，由于受到后来历史发展的影响，人们大都忘记了当年《火星报》的核心观点是推翻沙皇独裁、实现政治自由；他们当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的是四个“S”的重要性：“svoboda slova，sobraniia，stachek”，与人们今天的印象相反的是，1903年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裂之后，前者反对政治自由的优先性，而后者则是极端坚持政治自由重要性的社会民主党派（658页）。后来的历史改变了一切。因此，重返历史语境中聆听曾经轰响不已的“先声”，这是利赫要强调的核心问题。利赫接着说尽管发生了诸多改变，但是他们仍然声称自己忠于旧的阶级叙事，仍然声称自己的唯一的忠诚者；但他同时也阐释了导致改变的历史因素，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合理性的历史主义视角。在这种历史叙事语境中，接着阐释了列宁著名的“谁对谁”（kto-kogo，“谁将击败、压制或统治谁”）的强硬原则。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rn）认为“谁对谁”这个列宁的基本准则意味着“一场零和博弈，胜利者拿走一切，失败者输掉一切”，但是利赫解释说列宁创造这个短语的目的是解释新经济政策的逻辑：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让步是为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是让资本主义复辟（663页）。进而为阐释1929-1930年的大规模集体化运动作出铺垫，后人给“谁对谁”赋予了高压强制性，米哈伊尔·加里宁以这个原则来为消灭富农的政策辩护。但是“谁对谁”的原始“先声”仍在微弱地回响：最重要的是能够使集体农庄的生产正常进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把美好的希望“变成了一个肮脏的笑话”（666页）。再接下来的历史发展，就是如何在残酷激烈与缓和回暖之间的起伏中摇摆前行，不断建构、修复胜利道路的隐喻与有节制的祛魅导致新旧叙事版本的差异性。发展到1985年的“改革”时期，人们终于发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实现什么，而在于如何避免什么——这是付出多少代价才换来的问题意识！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评价问题，利赫看来并没有因为辨析了“谁对谁”的版本变化就肯定了原始版本。他指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道暂时屏障，只是在胜利道路上对市场经济的短暂容忍（674页）。这可以说是对1917年历史转折之后不断叠加和固化的路径依赖的精辟阐释，是在深刻反思之后的审慎坚持。

就这样，利赫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的叙事变迁，在三个关键叙事系谱的原生、发展、变化中，细心地辨析着在原始版本的初衷与发展版本的结局之间的真实线索与相关评价中的真实走向。最终的结局“并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叙事与历史实体本身的联系是这样的：“当叙事的凝聚力消散时，苏联本身也瓦解了。”（674页）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1954-2024）执导的电影《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2003）就是一个相当复杂同时令人很悲怆的隐喻：母亲究竟是执迷不悟还是母与子相互以善意的谎言维系着人性中最后的尊严与希望，这是在历史的呜咽声中最令人感动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