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早期的地位几乎可以与开国元帅相提并论。北伐时期，他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为中将。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元帅平起平坐。抗战初期，在周公的力劝下，他出任国防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并第二次获得中将军衔，当时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三大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人同列军衔，在我军中仅有十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一同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政工先驱和文化巨匠——郭沫若。

郭沫若于1892年11月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五岁时，他在家塾绥山山馆师从沈焕章读书，十四岁进入乐山高小就读。青少年时期，他就展现出叛逆性格，多次因参与罢课被学校开除或警告。郭沫若的书法老师赵熙，也曾是梁启超和刘伯承的老师。中学毕业后，21岁的郭沫若先后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和天津军医学校，但他一直怀有东渡日本留学的梦想，两次放弃入学机会，最终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1914年前往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郭沫若在日本的第一次留学历时十年，其间与日本女子佐藤富子（安娜）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他完成了成名作《地球，我的母亲》和《女神》，同时在上海与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共同创办了创造社。1926年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林伯渠书房首次见到了创办农民讲习所的主席，这是两人首次见面。在郭沫若的回忆中，主席留给他的印象是：人字形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逊而深邃，脸色嫩黄细致，声音低沉而温和。这次相识，让郭沫若逐渐认识到农民力量的重要性。

1926年5月，郭沫若认识了到广东大学讲演的周公。一个月后，他在阳翰笙和李一氓的陪同下，拜访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公，商讨参与北伐军的事宜，这也是郭沫若与周公第一次面对面交流，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交往。在周公的支持下，早已在文化界声名鹊起的郭沫若决定弃笔从戎。1926年7月，他放弃了月薪360元的职位，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是年轻人才能做出的热血选择。北伐军与旧军队最大的不同，在于借鉴苏军模式重视军队政工，并在苏联顾问指导下设立总政，总政主任是著名左翼领袖邓演达。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则分任第2、3、4、6军党代表、副党代表。

北伐开始不久，蒋校长三次向郭沫若提出，希望为他物色一个文笔出众的秀才来起草文稿。郭沫若熟识众多秀才，很快推荐了《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陈布雷来到北伐军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后，很快凭笔力征服了蒋校长，后来成为高级幕僚。作为伯乐的郭沫若也未被忽略，几个月后，他升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

此时，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克了湖北重镇武昌。由于总政主任邓演达主要精力在大本营规划军机，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承担了日常政治工作。北伐期间，蒋校长对郭沫若才华钦佩有加，并尝试拉拢他为己所用，许以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职务和每月300元大洋津贴。1927年3月，张群亲自交付委任状，但郭沫若对蒋氏心知肚明，一面向武汉方面密电告知，一面敷衍张群，并趁机前往江西九江、安庆地区。随后，他化名高浩然，与朱克靖潜回南昌朱德家中，撰写讨蒋檄文。这篇檄文震动全国，蒋校长大怒，四一二事变后将郭沫若列为197名通缉人员之一。郭沫若后来加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任党代表兼驻江西办事处主任，为南昌起义顺利发起创造了条件。由于张发奎未明确表态，周公等人转而争取贺龙20军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二方面军政治部被张发奎解散，但张发奎秉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原则，为郭沫若等人提供了一辆能坐四五人的铁道手摇车，几人搭车赶往南昌。同行的还有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4军政治部秘书阳翰笙和11师政治部主任梅龚彬。可刚到南昌，他们随身的手枪和皮带就被溃军抢光。此时，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郭沫若等人在南昌以南不远处会合贺龙、周公等人，郭沫若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总政主任，李一氓任参谋团秘书长，参谋长是刘伯承。郭沫若是南昌起义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其余六人包括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和贺龙，其中三人未实际参与起义，可见郭沫若在其中的影响力之大。 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分散：朱德和陈毅带800残部到湘南，周公和贺龙辗转回到上海，刘伯承、吴玉章去了苏联。郭沫若因患重病未能赴苏联，后来与董必武等人转移至日本。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几乎脱离组织，类似广州起义后漂泊欧洲的叶挺。 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斗争。尽管当年的反蒋檄文余波未平，但蒋校长为了示范全国，仍欢迎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时部长是蒋氏爱将陈诚，副部长包括延安的周公和第三党的黄琪翔。政治部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而左翼领袖鲁迅逝世后，能扛起左翼旗帜的，只有郭沫若。郭沫若深知蒋氏为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不愿替人吹喇叭。周公对此十分理解，亲笔写信耐心劝导：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副部长，否则毫无意义。原则上我已决定，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 1938年4月，郭沫若正式任第三厅厅长，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周公评价郭沫若时说：鲁迅是革命军的先行者，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的带头人。如果鲁迅是开辟道路的先锋，郭沫若就是引领大家前进的向导。 抗战胜利后，周公陪同主席亲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长达一年多时间里，周公与叶剑英多次往返延安、重庆和南京，为和平建国奔走呼吁。1946年11月17日，国大开幕，和谈完全破裂，周公与延安代表团离开南京返回延安。临行前，周公致信郭沫若告别，这封信极大地坚定了郭沫若坚持胜利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继续在重要岗位贡献力量。他与郭沫若一同当选副总理的，还有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解放上海后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陈云，以及在延安与主席有过窑洞对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新中国的各重要部门，与郭沫若并列的有国防部长彭德怀、公安部长罗瑞卿、文化部长茅盾、体委主任贺龙、教育部长马叙伦、宣传部长陆定一和卫生部长李德全等人。作为文坛领袖，郭沫若从一名书生成长为副国级领导，在军史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