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档案馆的列车用时十八分，从档案馆到家的列车也用时十八分。两个十八分，一晃就是六年，阅档五千卷，往事越百年。”在10月新出的《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一书中，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在自序中感慨道。

以档案为根基，沈卫威这两年的研究与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古典与现代 : 民国大学的潮与岸》《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学衡派谱系 : 历史与叙事》《学衡派年谱长编》《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这些著作对于近代史尤其是文学史研究而言，是补足，是更正，更是对历史本真面貌的还原与深化。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

史学大师钱穆1948年为何未能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学界讨论了几十年的公案。在11月22日于南京栖霞区文化馆举办的《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一书首发式上，沈卫威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因为没有得到提名。

在学界研究中，很多人将钱穆的所谓“落选”归结为受到打压。而对于自己当年未能当选，钱穆也颇为愤慨地对弟子严耕望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钱穆的这一态度更为日后这一话题的冷饭热炒增添了“火力”。

但沈卫威通过档案查询发现，当年院士提名名单中并没有“钱穆”的名字，甚至连他的老师吕思勉也没有。沈卫威告诉记者，当年的院士选举，是由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及各研究机构提名候选人，另外也可自我推荐。尽管吕思勉钱穆师徒如今誉满天下，被无数读者喜爱，他们的作品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历史的真相就是，当年无一人无一机构提名钱穆。既无提名，又何谈落选？

对沈卫威来说，这样的发现只是一道开胃小菜。自2017年7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看胡适档案归来，他就开始扎根档案馆。这八年间，从中央档案馆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北京大学档案馆到南京大学档案馆再到绍兴档案馆，等等，沈卫威查阅了5000多卷档案，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沈卫威将其比作抓到两把大“同花顺”：一是起获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档案文献，有600多件未刊电文、书信、手稿；一是打开周作人落水后的档案，起获200多篇未刊文稿，包括电文、书信和公文等。

在最新出版的《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中，收录了四篇写对郭沫若档案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两篇《周作人“落水”》《扯出他“落水”的一身脏衣》。就是沈卫威整理郭沫若的档案文献和周作人的档案的成果。尤其是后面这两篇，在学界和大众间引起强烈反响。

毋庸讳言，对周作人的“落水”，学界曾有不同声音和多种猜测。沈卫威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扶植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中，查找到与周作人相关的档案300多卷。“档案室现场呈现，是直接的第一手史料，看到即真相大白。”沈卫威说，“开卷捉鬼，缴获刀笔，作人鬼话，不由他说。”在《扯出他“落水”的一身脏衣》的文末，他用这几句话利落地为周作人“落水”做出总结。在他看来，周作人“落水”，在档案中记录得清清楚楚，这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周作人的多次辩解，均无法掩盖，特别是作为文人的过分纹饰，反倒是越抹越黑。”沈卫威说。

此外，沈卫威还在档案中发现100多部作家手稿，包括朱自清的《经典常谈》300多页、朱光潜的《诗论》400多页，以及3000多封作家未刊书信。通过这些手稿，可以察知作者在书写时的思维过程；而那些未刊书信，也对近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有一定的补足。

二

在《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首发式上，沈卫威在演讲中几次提到“脚下功夫”。

在他看来，档案是有珍藏属性，为确保档案馆珍藏的唯一性，不能复制、拍照，不能公开随意传播，不走到，就看不到。这与田野调查有相同的学术属性，“没有脚下功夫，就无法打到学术的原点，或称历史现场”。

其实，沈卫威的“脚下功夫”，不光是走进档案馆，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还花在外出寻访上。

1980年代中期，沈卫威师从著名学者任访秋读硕士学位，其间他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了《胡适传》的写作。多年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将能够写出第一版《胡适传》，归功于“脚下功夫”。为写这部著作，他四次到安徽绩溪胡适故乡，找到胡适的父亲当年治黄河时的地图，找到了胡适少年读《茶花女》时的批注，胡适中年题扇诗；找到了胡适与曹诚英婚外情的见证人、文字史料；找到了与胡适儿子胡思杜有关系的人，收藏了胡思杜的部分遗物；采访了胡适的多位亲属及弟子门生。

也正因为沈著《胡适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所以该书从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先后根据新发现的史料相继出版了8个版本。沈卫威的《胡适传》最后一次增补修订是在2015年，这十年间，他又查找到相当重要的资料，尤其是2017年、2018年、2019年，他连续三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参与发掘整理200多件胡适的未刊书信。“这正是胡适研究不断出新的重要原因。新材料，新问题。大的、好的学术环境，众多学者参与，义理、考据、鉴赏，各显身手。”沈卫威说，他希望能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再做一些增补，再出一版新的更为完备的《胡适传》。

写胡适、写茅盾、写吴宓，为写这些民国人物，沈卫威去追寻他们的足迹，“到他们成长、生活过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有时候历经辛苦也一无所获，有的时候也会得到老天的眷顾，获得意外的惊喜。”沈卫威说。学者祝晓风对其评价，“沈卫威走到了其他传记作者走不到，或者不曾想到、无法走到的地方，得独家材料，出自家卓识”。其实，岂止是其他传记作者，就单单档案查阅而言，沈卫威走到的地方，许多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也未曾到达。

传记之外，沈卫威在流派研究上依靠档案也取得重要成果。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分别代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文化传统，前者的主力是“新青年派”，后者则是“学衡派”。自1990年代“重估《学衡》”思潮以来，“学衡派”的历史价值得到一定开掘，但受限于材料的不足，很快陷入瓶颈。沈卫威依托南京大学的地理优势，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的相关档案作为实证，将大量新材料（尤其是档案材料）纳入“学衡派”研究，实现了“学衡派”研究的突破。据介绍，《学衡派年谱长编》不仅首次揭露一大批原始档案，同时广泛勾连人事、重新叙事，发现了在公共历史之下的隐秘历史，切实推进了学衡派研究的发展。

《学衡派年谱长编》将停滞已久的学衡派研究拉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也成为此后学衡派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奠基性著作。

从2017年至今，这列向档案馆驶去的文学列车开了八年，“驻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有六年。“驶向档案馆是为了驶出”，数十篇随笔，五六部新著，可谓成果丰硕，下一站，这趟列车将开向何方？“是《民国礼乐志》，这部书已经到了最后的校订、补充阶段，希望明年或后年能出版。”沈卫威说。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