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苦不堪言。

可是1921年，华夏大地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就像鲁迅所说的“黑屋子里面，有了第一束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彻底解放了自己。

在革命斗争中，诞生了无数的革命先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回望那段历史，在推进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邓小平同志功不可没。

在邓小平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也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1980年，女儿邓榕询问邓小平：“父亲，您这一辈子和谁关系最好？”邓公说出了3个人的名字。

只见邓小平不假思索，缓缓说道：“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一、半个世纪的革命战友——邓小平和周恩来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革命情谊，可以跨越半个世纪。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而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比周恩来小整整六岁。

1911年，年仅13岁的周恩来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1919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周恩来渐渐投身到革命运动中，成长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邓小平14岁时考上了四川广安中学，不久后，又考入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1920年10月，邓小平来到了法国，开始了自己勤工俭学的生涯。

同年11月7日，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离开上海前往法国，于11月到达法国。

就这样，奇妙的缘分让16岁的邓小平和22岁的周恩来在异国他乡相遇，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邓小平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人有了共同的信仰，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为《少年》杂志撰文，宣传共产主义。

1924年，国内革命形势激烈，二人分别离开法国，回到祖国，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可就在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时，国民党内部却暗流涌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就在这时，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又火上浇油，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成了炼狱，身在武汉的邓小平不得不转战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也来到了上海，秘密发展党组织。就这样，二人法国一别，四年后终于又在上海重逢。

在这期间，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而且和爱国女青年张锡瑗结成了革命伉俪，囿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邓小平主张婚礼一切从简，可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还是为这对年轻的革命者组织了婚礼，在上海一个叫做聚丰园的川菜馆里面置办了酒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来喝了喜酒。

在邓小平结婚后，邓小平、张锡瑗、周恩来、邓颖超就一同搬到了上海租界的一栋小楼里，邓小平和周恩来既是室友，又是战友。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发展党组织无异于虎口拔牙，不少地下工作者都被捕牺牲。

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曾多次遇到过危险，但都被他们凭敏锐灵活的头脑躲开了。

在这期间，邓小平和周恩来经常更换姓名、化妆，用各种身份掩护自己，邓小平开过香烟店和古董店，当过“老板”，而周恩来也是从那时起蓄了大胡子，后来也就有了“胡公”的雅号。

1931年，妻子张锡瑗和孩子的离世，让邓小平备受打击，邓小平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周恩来也离开了上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务。

1934年，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上，也留下了这对挚友的足迹。

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出了129师政治委员，与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共同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寇殊死搏斗。

周总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尽管二人身处不同的战场，可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两位老革命家依旧没有闲下来，周恩来担任了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1954年后称国务院，统一全文称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副总理，一直在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尊重周恩来，周恩来也非常器重邓小平。

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活里，他们互相配合，互相理解，把中央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默契。

1972年，为党和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为了能够发挥余热，周总理依旧每天批阅文件、埋头工作，“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那时的周总理，感到了害怕，只不过他害怕的不是自己因病去世，而是怕自己死后，无人能担此重任。一番思索后，1973年4月9日，周总理约见了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邓小平寄予的厚望，希望邓小平能够早日接替自己。

1974年，周总理病情急转直下，住进了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可他却依然放心不下政事，年底便托叶剑英，安排专机飞往长沙，与在长沙养病的毛主席共同商议邓小平等人的人事安排，最终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开始接手周总理的工作。

周总理的这次长沙之行，更像一次“托孤”，仅仅一年多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举国上下，一片哀悼。

邓小平听说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在追悼会上念悼词时，声泪俱下，在读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的时候，更是几近崩溃，党和人民永远失去了一个好总理，而对邓小平来说，也意味这段从1920年到1976年，56年友谊的结束，他永远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

二、亦是亲人，亦是战友——邓小平和李富春

与周总理一样，邓小平和李富春的相识，也是在法国。

李富春于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1月，蔡畅也去了法国。

等到邓小平来到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和李富春、蔡畅一起工作、学习，他们之间关系非常亲近，邓小平还亲切地称李富春和蔡畅为“大哥”“大姐”。

在邓小平的见证下，李富春和蔡畅最终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在法国结为终身伴侣。

为了宣传共产主义，邓小平和李富春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参与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的撰文，据蔡畅回忆，邓小平负责刻蜡板，李富春负责发行，白天工作学习，晚上就搞党内工作。

他们身处异国他乡，条件非常艰苦，白天勤工俭学，维持生计，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候连蔬菜都吃不上，水果更是奢望。

为了改善生活，蔡畅经常煮面条给邓小平吃，那时的邓小平才十几岁，在蔡畅的眼里就是“小弟弟”，蔡畅还亲切地称呼他“小胖子”。

李富春和蔡畅的出现，弥补了邓小平的情感空缺，让邓小平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家的感觉，他们不仅仅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还是亲密无间的家人。

1939年，邓小平遇到了那个陪伴他一生的挚爱——卓琳，9月，为庆祝二人喜结连理，毛主席特地为他们组织了隆重的婚礼，婚礼地点就定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基本上都来喝了喜酒。

当天晚上，这些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童心未泯，闹起新郎官来了，还有不少灌邓小平酒的，邓小平却来者不拒，可是并无醉意，事后才知道，原来是李富春弄了一碗白水冒充酒，帮邓小平打好了掩护。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和李富春同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两家子都搬到了中南海。

都说远亲比不上近邻，自从邓小平一家和李富春、蔡畅做了邻居后，便经常带着几个孩子去李富春家玩，蔡畅非常喜欢这几个孩子，每次他们一来，就拿糖给他们吃。

由于李富春是湖南人，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小名叫做“飞飞”，李富春便把“飞飞”亲切地叫成“灰灰”。

工作之余，几位领导人还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而每次打麻将，一般都是李富春坐庄。李富春和蔡畅一家子平时省吃俭用，一旦家里来了客人，便会想方设法给大家添点零食或者夜宵。

邓小平经常逢人便说：“我年轻时就认识蔡大姐，我和蔡大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很敬重蔡大姐。”

蔡畅始终非常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和邓小平站在一条战线上。

建国后，蔡畅积极发展我国的妇女运动，培养和选拔了许多妇女干部，1956年，蔡畅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积极培养和提拔更多的女干部》演讲，邓小平在大会报告中，就妇女问题也对蔡畅表示了大力支持，他提出：“女干部是党的干部重要来源之一，党必须大力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鼓励他们不断前进。”

后来，随着年龄逐渐增大，蔡畅越来越觉得在工作上力不从心。

1980年，蔡畅向党组织递交了一封辞职信，在信中，蔡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不能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人的路，因此她决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制度改革，彻底根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

蔡畅辞去了自己的一切职务后，为了表达对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坚决性，邓小平也辞去了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邓小平对李富春和蔡畅的感情尤为深沉，1975年李富春去世后，邓小平极为悲伤，为了帮好友李富春照顾好遗孀，邓小平和卓琳经常带着几个孩子前去探望蔡畅，蔡畅80岁大寿时，邓小平带着邓家祖孙四代，前去给蔡畅祝寿，给他亲爱的“蔡大姐”献上了一束鲜花。

三、同一战线上的老乡——邓小平和聂荣臻

1920年10月19日，一位年仅16岁的“邓希贤”和一帮青年来到法国马赛港口。第二天，这批青年到了巴黎，当地的中国人迅速组织了队伍前来欢迎他们，在欢迎队伍里有一位邓希贤的四川老乡，他的名字叫聂荣臻。

这个邓希贤正是日后我国著名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异国他乡同老乡相遇，邓小平心中有说不出来的亲切感，与周恩来、李富春一样，聂荣臻也转为了中共党员，后来担任了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训练部副主任。

正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和聂荣臻关系逐渐紧密，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裔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这对老乡逐渐发展成了革命战友。

1924年，受中共中央指派，聂荣臻前往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一年后回到祖国，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也来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辗转北平、上海、广西等地，与聂荣臻几年未见。

从1931年开始，聂荣臻和邓小平先后进入中央苏区，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大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围剿”，邓小平和聂荣臻一同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

1936年底，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调集了50架战斗机，260个团把陕北红军团团围住，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危在旦夕。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甘肃庆阳做统战工作的邓小平，也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持续高烧不退，昏迷了好几天，生命垂危。

恰好这时，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送来了几车慰问品，慰问品里面有一些牛奶，聂荣臻看到后，当即下令：“这些牛奶，全军上下谁都不准动，要留给邓小平同志！”

果然，补充了营养后，邓小平的病很快痊愈，正是靠聂荣臻，邓小平才捡回了一条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1940年，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军区抽出部队组成“南下支队”，开赴山西东南部。

新年刚过，这支几千人的队伍在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武乡县王家峪，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和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老话说“不出正月就是年”，根据地还笼罩在过年的节日气氛中，邓小平与聂荣臻这对老友又再次相遇，双喜临门，大家格外高兴。

“南下支队”迅速行军，往前线开拔，聂荣臻在八路军总部汇报完工作后，被邓小平留了下来，邓小平专门邀请他到129师师部做客、介绍战斗经验。

盛情难却，聂荣臻就在129师住了两个多月，四月下旬，彭德怀提出对邻近的正太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由于朱德已经赶回延安，因此经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商议下，决定实施此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就是举国震惊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时，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治委员，聂荣臻则担任了晋察冀军区政治委员，二人同心协力，相互配合，有力地促成了百团大战的胜利，抗日战场上的局势逐渐明朗了起来。

1956年，邓小平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来到了聂荣臻家，代表党中央就工作安排征求他的意见。

邓小平提出了三项工作供聂荣臻选择，第一份工作是接替陈毅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第二份是担任北京市市长，第三份工作则是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

聂荣臻元帅思考许久，对邓小平说：“我不太想当市长这个官，目前我们国家最需要发展的是科学技术，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的工作和科学技术有一些联系，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党中央决定吧。”

邓小平看着聂荣臻坚毅的眼神，爽快地回道：“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个月后，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投身到军工产业的建设当中，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基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鉴定书，就是经聂荣臻亲笔签字的。

聂荣臻为了纠正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错误，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项报告时，邓小平率先表态：“我觉得这个文件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在今后的实践中再加以改正，使其可以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

而在邓小平提出“百万大裁军”时，聂荣臻也表示全力支持。

除了在工作上，生活中二人往来也十分密切。

邓小平家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晚上，邓小平夫妇经常和聂荣臻夫妇出门散步，邓小平的儿子、女儿就趁这时钻到聂荣臻家的院子里，爬假山、钻山洞、摘豆角……

聂荣臻比邓小平大五岁，1990年，86岁的邓小平亲自去探望91岁的聂荣臻，两位相识70载的老友对坐而谈，邓小平幽默风趣地说道：“过了90就是胜利。”聂荣臻听罢，握着邓小平的手，开怀大笑。

1992年5月14日，我国最后一位十大元帅之一——聂荣臻逝世，88岁的邓小平听闻此噩耗，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

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谊，既源自一个个普通人之间的人情味，又是相同信仰、相同志向的体现，他们不仅仅是战友，更是情浓于血的亲人，中国革命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获得宝贵的胜利，才能走上光明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