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大家对科举制的了解很多，而且关于科举制的文章比比皆是，但是武举的记载却是比较少，其实就武举的发展而言，明代的武举上承唐宋，下启有清，其影响远及现代，是武举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时期。

而武举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但由于历代政治、军事以及统治者主观意志等的变化，历代的武举又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研究发现，明朝共录取武进士4080人，虽然相较于宋朝的2300人有了明显的增长，但远不及清朝的8000余人。武进士人数的变化反映了整个武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明代武举推用之途的停滞及其疏通之法，集中体现了明代的武举已经陷入到一种无可挽救的困境之中。

明朝实行武举制度是为了收民间遗才，“延揽英雄，广储将帅”，内可平定暴乱，外则抵御外辱，武举推用之途的通畅与否关系着武举的实际效能。

实际上，从武举产生之日起，武举的选将功能就并不显著。武举出身者不仅授职低卑，而且常常淹滞，其推用之途颇为不畅。隆庆以前，武举录取人数较少。

明朝对武举的授职也不规范，低级武官出身的武进士一般只授予幕职及守堡等职，三科武举的推用更不待言，而武举人例不授职，武举群体的社会关注度不高，在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当低微。

因此，此时期关于武举停滞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武举仕途的通畅。正德间，武举安国等人境遇就十分悲惨，长期淹滞甘镇，委以赞画，虽有授职之名，而无授职之实。

嘉靖间，武举仕途停滞的现象开始增多，大量武举候缺待职，而武举三年一行，往往旧科还未推尽，新科已开始淹滞，以至于“武科谒选者往往淹滞至一二十年”。

万历八年，兵部就指出了武举停滞，难以推用的现状，隆庆二年之前的武进士因年岁久远，不在此数。从隆庆二年至万历八年，共录取武进士450人，而万历八年仅执籍待推者就达180余，其他淹滞之人还不在此数，武举的停滞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万历时的吕坤即感叹道：“今会举及三科武举虽非有用实学，然既登科目，文义自明，乃推升不尽，空老冠裳不知举之为何，竟弃之无用也。”

武举设科本以取将，若只选不用，武举也便失去了其设立的意义，而武举推用艰难，许多出身武举之士待补京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明末，京债问题日益凸显，而武举群体的京债问题较之文官更为严重。为了求得进用，一些武进士、三科武举贿赂公行，“各处水陆领兵把总，近年兵部改作部选，滥用三科武举，辟此一途以便请托通贿赂，此债之薮也”。

武举推用艰难不仅使许多人才老死蓬门，败坏了军政，酿造了一起起的悲剧，还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此外，武举推用之途的停滞还极大的打击着社会的尚武之风。

面对武举仕途的停滞，明人也在不断思考武举停滞的原因，以求对症下药，清除顽疾。明代武将的推用，虽主要从此四途中选取，但并不局限于此。

四途之外，还有恩荫、奏讨、会举、武学等，按照明朝规定，文、武大臣若立重大军功，可以荫其子为卫所武官，若带“世袭”字样者俱准袭。由于明朝实行武官世职制度，以及武官犯罪“罚弗及嗣”的原则，使明代世袭武官缺乏退出机制。

此外，自景泰以后，明朝长期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压力和财政危机，为了缓和危机，延绵国祚，明朝又开纳级之例，而内官、戚畹等因有与皇帝亲近的特殊关系，常常奏讨、乞升、恩荫其子侄等亲属为武官，不过纳职一般只准承袭若干辈，不准永远世袭。

由于进用之途多，退出之途少，明朝的武官群体迅速膨胀，从洪武至成化年间仅约百年时间，武官群体的人数就暴增了四倍，而锦衣卫官更是暴增八倍，武官群体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

到了正德年间，武官人数又增长到了十万，与此同时，文官数量总计才二万四百人，武官的数量是文官的四倍有余。

此后，武官数量基本维持在十万的水平。武举群体的过度膨胀，使整个武官群体的推用十分艰难，始终处于候多缺少的境地。在武官的推用中，明朝又以世职和武举为正途，尤其重视对世职的推补，武官推补的原则一般为“首重世职，次及武科，原不滥及白徒”。

综上所述，包括世职、纳级等武官进用之途日广，导致武官待选听用群体十分庞大，进用之途多，退出之途少，使武官的推用日益艰难。

再加上明朝对世职推用的重视、纳级之例屡开，在考核不严的情况下，极易使无能之辈尸位碌餐，而武举所选的将帅之材老死蓬门。

为了保证武举制度健康运行，以使其发挥出最大效能，在武举仕途停滞的同时，明朝也不断对其进行疏通。明代对武举推用之途的疏通，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清查核实，以备推用。由于明代武举群体的停滞旷日持久，对旧科未予推用的武进士进行清查和核实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武举推用的重要准备阶段。

因此，自嘉靖朝始，明朝多次下令对武举群体进行清查，登录造册，以备推用。明代兵部推用武官，颇为看重资格，一般将世职和武举看做正途。

清理纳级，限制杂途。为保证武举推用之途通畅，避免停滞，必须保证武举在缺职中的推用比例，避免被它途侵占。林景旸主张首先主张加强对待推武官的审核，同时革除纳级以保证缺职数量，然后依荐举、才能对武举进行推用。

万历以后，明朝多次颁布诏令，革除纳级等杂途。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何种进用之途，归根到底都是要为国家选拔将帅。若杂途进用之人有堪为大将者，明朝也不会一概禁绝。

因此，明朝清理杂途的另一方法是严格限制其推用条件，以使贤者进，庸者退。此外，明朝武职纳级的情况非常复杂，纳级者不仅有平民、武举人、三科武举、吏员等各色人等，还有诸如世职、会举、武进士等。

划分比例，保证缺额。明朝武官推用中，以世职和武举为正途。因此，明朝在清理杂途的同时，也划分武举和世职在缺职中的推用比例，以保证武举推用的缺额。

万历三十九年，科臣朱一桂对武举停滞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悬缺不易，又多被世职所占，人多缺少，三年尽推武举屡屡告罢。因此，他主张在清理纳级的同时，应该划分世职和武举的推用比例。

如此，既保证了新科武举不至停滞，又使淹滞的旧科得以疏通，以此解决武举停滞的问题。武科、世职“三七剖分”的推用办法得到了贯彻。

与此同时，为了在疏通新科武举的同时不使旧科淹滞，明朝还不断调整旧科武举的推用比例。

增加部推，开辟缺源。万历以后，明朝在增加武举在既有职缺中推用比例的同时，也不断开辟缺源并增加部推人数，以增加武举的推用数量。

除了增加部推外，明朝增加武举待推员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旗鼓、中军专由武举推任。旗鼓、中军原本的成分非常复杂，纳级杂途、武举、世职皆有为旗鼓中军者。

值得注意的是，旗鼓中军似乎并不由武进士推升，而主要由三科武举推升。天启五年七月，毕自严在其奏疏中提及，旗鼓、中军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疏通三科武举。

限制武举待推规模，完善推用程序。为了保证推用质量，使贤者进，庸者退，明朝在限制它途推用比例的同时，也极力限制武举的待推规模。

万历四十五年的规定，不论是旧科会试武举亦或是旧科三科武举，“旧荐多而无新荐者”不予推用。此举虽然减少了旧科武举对缺职的挤占，避免了新科武举的停滞，但也使旧科武举的停滞更为严重。

在战事中得到了历练，如果将其革职统一由武举推升，确实显得不切实际，甚为不便。明朝大力疏通武举，意味着对世职等其他途径阻塞。因此，一些朝野之士主张唯才是举，反对过度推崇武科以堵塞它途。

总而言之，武举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养尚武之风的作用。但是明代武举虽然数量并不庞大，但其停滞状况却非常严重，疏通之法甚多，使得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