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一是兵源不同，春秋时代以前的兵是贵族（士）的兵，只有士族才有资格当兵，春秋时期可能出现少量素质好的平民当兵，但绝大部分都是贵族（士）的兵；战国时代贵族衰落，因战争需要，出现大量农民当兵，军队的主体是普通的农民。二是在战争中的境遇不同，春秋时代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多少有一些游戏性质，战争不以杀伤为要，也不以灭国为目的，两军对垒，堂堂正正，打服为止，死伤数量有限；战国时代，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对方的抵抗力，战争就是灭国的战争，为达成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杀伐不断，死伤无数。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呢？

春秋时代的兵役

周代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难以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的平民不当兵，有也是极少数，春秋时代基本继承周代传统。但史料并不详实，只能从《国语》中记载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其他各国的情形都比较模糊，《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从中可以注意到，工商人没有当兵的义务，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能当兵，每五个乡的士组成一支部队，分别由国君、国子、高子统率，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年﹣前643年）仍无当兵义务。农民是否有这样当兵的义务，难以考究，管仲变法之后少部分农民有了当兵的责任。

据《国语》：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夜处而不呢，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人才"能为士者"是有司的一项重要工作，具备士的素质也就有了当兵的责任，所以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有机会当兵，能达到"士"的条件才有资格，且需要有司推荐，显然这只能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农民达到这样的条件。别国的情形如何，没有更多的史料记录，但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同属于周朝的封国，各方面的发展一般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的情形大概和齐国相似，所以春秋时代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优秀人才有了入伍的责任。

因为是贵族组成的军队，所以仍为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

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在整部《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

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是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虽然战术上还很幼稚，但军心的旺盛是没有问题的。

在当时，士族子弟自幼受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即便如春秋默契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武事，

《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

并不像后世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

战国时代没有一部像《左传》或《国语》的史籍，以致时代虽晚，但我们对那时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反而不如春秋时代那么清晰。那个时代似乎都行军国主义，虽然不是人人当兵，至少国家设法鼓励每个男子去当兵，《荀子》有一段简略的记载，看起来秦国是全民皆兵的制度，齐、魏两国至少希望为多数的人民都能当兵出一定的标准，以重利为诱惑，驱使多数人都努力达到规定的标准。

春秋时代的贵族去哪里了？

从《史记》的记载中，大概可以得知在公元前470年到前370年一百年间，发生过几次政治革命，各国变法图强，其结果是国君都成了专制统一的绝对君主，列国称王，君主的野心不断膨胀，一步步剥夺了旧的贵族残留的一些封建权利，传统的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都被推翻，春秋时代那种侠义精神也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吞并与杀戮。

为什么需要大量农民当兵？

我们看《左传》中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繁文缚节，杀戮并不多，大国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只求服从，不求占领。到战国时代就情形大变，战争的目的在于攻灭对方，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战杀，对俘虏甚至降卒往往大批地坑杀，以便早日达成消灭对方势力的目的。吴越之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吴国仍有春秋时代的侠义精神，有灭越的机会，伍子胥也极力主张灭越，但吴王阖间只要称霸，放过了越国。后来越国就不客气，把横行东南百余年的吴国一股吞并，从此以后，国家间相互吞并成为常事。

据《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记载，坑卒与战时大量杀伤，从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起到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前后共十五次，坑杀数量多达152万，其中所记都是秦国战胜后的杀伤数目，秦国自身失利甚至战胜时的死伤并无记载，其他六国相互间的战争杀伤数量也很可观。在战国拼死局势下当权的人想尽办法去鼓励人民善战，战争规模不断变大，杀伤不断增多，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补充，而贵族（士）的人数有限，战损后无法短期从中补充，只能不断放宽对农民招募的标准，发展成了军队人员基本以农民为主。

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的但幼稚的工商业到春秋末战国初已经进入政治领域，范鑫与子贡、白圭诸等人的传说表面此时商业的发达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国君的专制政治与贵贱不分、至少在名义上平等的社会，春秋时代全体贵族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破裂，所有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与运气去谋求政治与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文武的分离开始出现，张仪就可代表典型的新兴文人，他们并无武技，无固定主张，凭着读书所学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求主而事。另一种专习武技，有古代封建贵族所倡导的侠义精神，聂政与荆轲的故事最能表现这种精神，这些新士谁出价高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列国的君王也就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统一天下。

可见到了战国时代，贵族已经没落，底层民众有了更多上升的机会，无论从文或从武，文武分离，降低了上升的难度，以致于到楚汉之际，许多将领、谋士都是社会底层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