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初夏，阳光炽烈，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尤其是在1916年，街头的炙热阳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许多北京人外出时索性脱去了上衣，或者仅仅穿着一件汗衫，甚至连天桥下豆汁摊的小贩也因天气炎热而生意兴隆，卖力地推销着消暑的饮品。

尽管外头骄阳似火，茶馆里的气氛却依然如往常般热烈。此时的人们无论是喝茶还是闲聊，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展开讨论——袁大头究竟何时死去。就在十几天前，那位在全国范围内被强烈反对后勉强放弃称帝的袁世凯突如其来地生病了，消息很快就在北京城中传开。

表面上大家都保持着缄默，不敢公开讨论此事，但在私底下的聚会中，每当袁世凯的名字被提起时，许多人忍不住轻蔑地吐出一口唾沫，低声嘀咕：“活该！”

北京的酷热让人走路时都感觉有些晕眩，但在袁世凯的府邸里却是一片紧张和忙碌。府中的仆人们匆匆来回，手中端着冰块，小心翼翼地走向袁世凯的卧房。此时，袁世凯的卧室里已经站满了人，所有的儿子都到场了，仅这些人就将宽敞的卧室挤得几乎没有空隙。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正蹲在床前，紧张地盯着病榻上的父亲。

病床上的袁世凯已经奄奄一息，几乎只剩下微弱的气息。他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勉强叫来袁克定，将嘴巴凑到他耳边，语气沉重而缓慢地说：“我死后，把我葬在安阳。葬礼上，你站在队伍后面，带上枪，打死那个穿红衣服的人。”袁克定听了这话，感到无比困惑，想要再问些什么，却看到父亲的眼睛重新闭上，陷入了昏迷。

不久后，袁世凯去世，袁克定按照父亲的遗嘱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葬礼上，几乎所有政界要员、北洋旧部的成员以及一些外国驻华公使都前来吊唁，而在袁府外，老百姓却爆发出了庆祝的声浪，纷纷在街头庆贺袁世凯的去世。

正当大家在沉痛的气氛中进行悼念时，袁克定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一位穿着鲜红袍服的人，他立刻认出那个人正是袁世凯曾经的心腹段芝贵。袁克定心中一震，完全没有料到父亲遗嘱中提到的“红衣人”竟然就是段芝贵，此时的他对父亲为何要求除掉段芝贵充满了疑问。

事实上，从段芝贵的过往来看，袁世凯的警觉并非毫无道理。段芝贵的出身并不显赫，他的父亲是晚清时期安徽合肥的一个小衙役，虽然身份卑微，但他通过不断收受贿赂和行贿手段在地方上赚得了一些财富。段芝贵的父亲深知，要让儿子出人头地，只有靠巴结权贵，于是便早早地培养段芝贵的趋炎附势之心。

段芝贵年幼时并未展现出太大的才学，但他的机灵和察言观色的能力使得他在私塾中仍能获得一定的认可。由于学习成绩不佳，他的父亲最终决定让他退学，计划让他继承家业成为衙役。然而，段芝贵并不甘心于此，他心中逐渐萌生了投军的念头。经过一番打听，他决定前往天津报名北洋武备学堂。凭借着他的聪慧和机灵，很快便顺利通过了选拔，进入了学堂。

在学堂中，段芝贵结识了许多日后成为军阀的重要人物，诸如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和吴佩孚等人。他在学堂里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但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继续靠巴结权贵谋取自己的利益。

毕业后，段芝贵并未选择进入战场，而是通过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建立联系，顺利进入了北洋军的体系。在袁世凯的帮助下，段芝贵迅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官升职为重要职位，接连担任了北洋第三镇统办和东三省军务总办等职务，迅速步入了仕途的高层。

段芝贵虽然从未缺乏权势和金钱，但他的贪欲却始终没有止步。他不断寻求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利益，以至于他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中，再次为自己的利益而效力，在段祺瑞的领导下，段芝贵也再次迎来了升迁。

然而，段芝贵终究无法摆脱自己为人处事的老毛病，最终，他的身体因过度享乐而迅速垮掉，终于在1925年病死在天津。

尽管袁克定没有直接杀死段芝贵，但他一生的恶行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