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同为正二品，巡抚若调任六部侍郎，这笔买卖是亏了还是赚了？”的文章，结果有位读者私信我询问是否可以再写一篇关于“总督调任尚书”这一话题的文章。为了回应读者的提问，我决定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根据清代的官制，总督的品级被定义为“正二品加从一品衔”，意味着虽然总督享受从一品的待遇，但与实际的从一品尚书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

关于总督是否加衔以及品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清代初期，各省总督的衔号并没有统一规定。有些总督会被授予尚书衔，有些则会加侍郎衔，甚至有些不加任何衔号。雍正之前，六部尚书的品级沿袭了明制，仍为正二品，因此即使总督加了尚书衔，其品级依然维持在正二品。

但随着雍正帝的即位，官制发生了变化。六部的尚书从正二品提升至从一品，而侍郎则提升为正二品。与此同时，雍正对总督的加衔做出规定：如果总督被授予尚书衔，还会兼任都察院右都御史一职；而未加尚书衔的总督，则通常会被赋予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头衔。

在嘉庆年间，总督的品级逐渐趋于不固定，既有二品品级的，也有头品品级的。然而，总督的权力与责任至关重要，自乾隆朝起，总督加上兵部尚书或右都御史的衔号成为常态，只有个别总督没有被加衔。

从理论上讲，尚书的原品为从一品，略高于加衔的总督。但实际上，清代六部的权力逐渐受到削弱，皇帝对总督和巡抚的任命变得更加谨慎。正如《清史稿·疆臣年表》的作者所提到的：“清制：疆帅之重，几埒宰辅。选材特慎，部院莫拟。”意思是总督作为地方最高官员，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尚书。

由于总督权力巨大，皇帝往往将其置于尚书之上，这一点在仕途晋升上也有明显体现。一般情况下，若总督被调任京师，他将平行调动担任各部的尚书。但需要注意的是，总督调任尚书时，往往不会被任命为吏部和礼部的尚书，而是户部、刑部、兵部等与总督职责相关性较强的部门。

总督调任尚书被视为“平调”，但也有些许暗示着“明升暗降”。若皇帝想要提拔某位总督，通常会给予其协办大学士的职务，甚至直接晋升为大学士。比如在雍正朝，云贵总督鄂尔泰便在调任京师后被任命为大学士与军机大臣。

另一方面，若皇帝对某位总督有信任，但又不想将其调至京师，则可能会给其“高配”，例如加上协办大学士或大学士头衔。清代的“大学士总督”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如果总督调任尚书属于“平调”，那么尚书调任总督则是“简拔”。以直隶总督为例，直隶省的最高长官在雍正之前并不稳定，时而设总督，时而设巡抚，尚无定制。清初，直隶总督或巡抚多由京师的各部尚书兼任。雍正二年后，直隶总督职位才正式定制，与其他省份的总督相同。

一般来说，六部尚书调任总督并不符合常规的任命制度，因为从官制来看，尚书的品级略高于总督。尽管如此，这种调整在实际中仍然发生了，而且背后通常有其他的特殊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当地方发生重大事件，需要一位有经验、有威望的总督来协调。乾隆朝的刘统勋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乾隆十一年，刘统勋担任工部尚书时，因黄河水患导致漕运不畅，原先的漕运总督因资历不足无法协调各省的关系。此时，乾隆帝紧急任命刘统勋为漕运总督，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漕运总督并不在八大总督之列，但刘统勋凭借其资历和能力被任命，是一个典型的调整案例。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十九年，刘统勋再度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这一职务极为重要，因西北局势紧张，乾隆帝希望有一位能够胜任的高级官员来加强军事和地方治理。

第二种情况是在国家用兵打仗时，尚书可能被临时任命为总督。乾隆之前，所有出征的统帅都称“某将军”，但乾隆即位后，统兵大将都被冠以“总督”之职。例如福康安，早期以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的身份，被任命为陕甘总督或云贵总督，领兵出征。

这种以尚书兼任总督的情况，主要是出于军事和地方管理的需要。此类总督不仅需要掌控地方政务，还要管理军事事务，因此其地位远高于普通的行政总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统帅为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其职务通常不会称为总督，而是直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或参赞大臣，例如傅恒和阿桂便在领兵期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征。

关于总督与尚书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总体而言，总督的地位稍高于兵部、刑部和工部的尚书，和户部、礼部的尚书大致平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