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唐公主的婚姻困局：荣耀光环下的择偶悲歌

## 一、被权力异化的婚姻市场：当驸马成为高危职业

唐会昌六年（846年），长安城的春闱放榜日，新科进士们在曲江池畔簪花宴饮。此时，掖庭宫的宦官们正捧着皇榜仔细端详——他们不是在看状元郎的文章，而是在为公主挑选未来的驸马。这种将科举与皇亲联姻绑定的做法，在盛唐早已成为惯例，却也埋下了无数婚姻悲剧的伏笔。

在唐代，驸马都尉看似是天大的荣耀，实则是仕途的“温柔陷阱”。《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整个唐朝210位公主中，明确记载婚配情况的有130人，其中嫁给士族子弟的仅46人，且多数婚姻以悲剧收场。表面上看，这是“门当户对”的荣耀，实则是权力对婚姻的粗暴干涉——当驸马爷的冠带里浸着皇权的威严，任何情感都可能被扭曲。

最典型的例子是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她嫁给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却与辩机和尚私通，最终引发“房遗爱谋反案”，导致驸马被诛、公主赐死。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高阳从婚姻一开始就被视为“政治礼物”，而非独立的人。房遗爱在她眼中是“宰相之子”，而非“丈夫”；辩机在她眼中是“精神寄托”，而非“爱人”——权力的介入，让亲密关系失去了基本的平等。

## 二、公主的“特殊教育”：优越感背后的情感畸形

在大明宫的公主学馆里，女官们教授的不是“三从四德”，而是《女则》与《臣轨》。太平公主八岁时，就能背诵《贞观政要》中关于“君臣大义”的段落；安乐公主十三岁，已能在宴会上与大臣们辩论《周礼》中的婚丧之礼。这种精英教育塑造了公主们的政治敏锐度，却也剥夺了她们理解普通情感的能力。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在婚礼上乘坐的婚车“檐金翟羽，骏马拉动”，车辙宽度超过了尚书省的大门。这种对仪式感的极致追求，折射出公主们对“权力婚姻”的认知：婚姻不是情感的结合，而是皇家威仪的延伸。当太平公主二婚嫁给武攸暨时，她在婚礼上始终保持着“垂帘听政”般的庄重姿态，让新郎官不敢直视。

更扭曲的是“试婚”制度。《唐会要》记载，公主出嫁前，会派宫女“试婚”，考察驸马的身体状况。这种制度看似体贴，实则将婚姻彻底工具化。寿安公主出嫁前，试婚宫女回宫汇报“驸马阳疾”，导致婚约作废——在权力视角下，驸马不是伴侣，而是需要检验的“政治配件”。

## 三、士族的集体抗拒：当联姻成为政治刑具

开成二年（837年），唐文宗想把真源公主嫁给宰相郑覃之子，却遭郑覃婉拒：“臣家娶妇，必娶衣冠士族，不慕皇家富贵。”这句话道破了世家大族的真实心态：与皇室联姻看似荣耀，实则如履薄冰。

首先是“驸马都尉不得掌实权”的潜规则。贞观年间，房玄龄为避嫌，主动让儿子房遗爱辞去左卫中郎将之职；中唐名将郭子仪之子郭暧，因醉打金枝被唐代宗调侃“不痴不聋，不做家翁”，看似宽容，实则警告——驸马若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必须夹紧尾巴做人。

其次是驸马的“服丧之痛”。《唐律疏议》规定，公主去世，驸马需服丧三年，如同父母之丧。天宝年间，驸马杨洄因受不了为公主服丧的束缚，竟在丧期内纳妾，被弹劾后贬为平民。这种将婚姻与孝道捆绑的制度，让驸马们在情感上承受巨大压力。

最残酷的是“附马连坐法”。永徽四年（653年），高阳公主谋反案中，房遗爱被诛，其兄弟房遗直也被流放岭南；神龙三年（707年），安乐公主的驸马武崇训因参与李重俊谋反，被灭族——驸马的命运，从来不是个人选择，而是皇权的倒影。

## 四、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从太平公主到万寿公主

### （一）太平公主：权力漩涡中的婚姻实验

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是她自己选中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婚礼当晚，从兴安门到万年县的烛火照亮夜空，婚车太大无法通过坊门，竟拆了门墙。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七年，薛绍便因兄长薛顗参与李冲谋反，被饿死在狱中。太平公主哭着质问武则天：“为何杀我婿？”得到的回答是：“天下何止薛绍一个好儿郎？”

第二任丈夫武攸暨，是武则天为她“量身定制”的傀儡。为了让太平公主名正言顺地参与朝政，武则天竟派人暗杀了武攸暨的原配妻子。在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里，太平公主公开养男宠、搞政变，而武攸暨只能装聋作哑——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公主“家庭和睦”。

### （二）万寿公主：被史书盖章的“骄纵范本”

唐宣宗的大女儿万寿公主，是《资治通鉴》里“骄纵公主”的典型。她嫁给郑颢后，因丈夫生病时自己去慈恩寺看戏，被宣宗严厉斥责：“小女失礼，朕之过也。”这段记载看似是帝王家法严明，实则暴露了公主婚姻的本质：驸马不是丈夫，而是需要公主“垂范天下”的工具。

郑颢的悲剧更具代表性。他本与卢氏女有婚约，却被白敏中强行“截胡”。婚后，万寿公主常以“天子之女”自居，对郑氏家族百般挑剔。郑颢不敢离婚，只能将怨气撒在媒人白敏中身上，甚至在宣宗面前弹劾他“强拆姻缘”——这种畸形的婚姻关系，折射出皇权对私人领域的粗暴入侵。

### （三）广德公主：难得的“政治正确”样本

与万寿公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德公主。她嫁给于琮后，“事舅姑以礼，相夫以德”，甚至在黄巢起义时，假扮丈夫被俘，救了于琮一命。这种“完美公主”的形象，本质上是皇权需要的宣传样本——她的贤良淑德，不是出于情感，而是为了证明“皇家女亦能宜家”。

于琮后来官至宰相，但他的每一次升迁，都伴随着言官的弹劾，说他“因妻得位”。这种舆论压力，让这对看似“模范夫妻”的婚姻，始终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下。

## 五、制度性悲剧：当婚姻成为政治算术题

在唐代，公主的婚配对象主要有三类：功勋之后（如房遗爱）、外戚子弟（如武攸暨）、科举新贵（如郑颢）。无论哪种选择，本质都是皇权对士族的拉拢或控制。太宗时期，62%的公主嫁给关陇贵族；玄宗时期，58%的驸马出自科举官僚——这种变化，反映的是皇权对不同势力的平衡策略。

更残酷的是“和亲公主”制度。从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到乾元元年（758年）宁国公主和亲回纥，唐朝共有20位公主远嫁番邦。这些被史书称为“和亲公主”的女子，多数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她们的婚姻，不过是朝堂上的一句“赐婚”，换来边境的片刻安宁。

宜芳公主在被送往奚族的途中，写下《虚池驿题屏风》：“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这位17岁的少女，最终死在奚族反叛的战乱中——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祭品。

## 六、被窒息的情感：公主们的精神困境

在洛阳发现的《代国长公主碑》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细节：代国公主李华“每至良辰美景，未尝不思念先驸马”，但她的思念只能寄托于“绘像供奉，晨昏奠祭”。这种丧偶后的精神寄托，在唐代公主中极为普遍——她们的丈夫，要么死于政治斗争，要么忙于规避猜忌，真正能相伴一生的少之又少。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公主们的离婚率。《新唐书》记载，唐代公主再嫁者达23人，安乐公主甚至三嫁。表面看这是唐代开放风气的体现，实则是公主们对无爱婚姻的无声反抗。她们用“和离”“改嫁”等方式，试图挣脱权力婚姻的枷锁，却发现无论嫁给谁，都逃不过“皇家妇”的身份束缚。

太平公主在第二次婚姻期间，曾对乳母说：“驸马者，非我佳偶，乃我家之守宅郎君耳。”这句话道尽了公主们的情感困境：她们的丈夫，不是情感的伴侣，而是皇权的守门人。

## 七、历史的回响：当荣耀成为诅咒

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最后一位出嫁的公主是唐昭宗之女平原公主。她嫁给了河南尹李裕，却在朱温篡唐时被杀害——这个悲剧为唐代公主的婚姻史画上了血色句号。从贞观之治到朱温灭唐，210位公主中，真正能自主选择婚姻的不到5人，大多数都成了权力博弈的筹码。

如今，在陕西的公主陵墓群中，永泰公主墓的石椁上刻着《宫女图》，那些面容姣好的女子，手中捧着妆奁、拂尘，眼神却空洞迷茫——这或许就是唐代公主的精神画像：她们穿着华美的嫁衣，戴着权力的皇冠，却在婚姻中沦为囚徒，连追求平凡幸福的权利都被剥夺。

## 结语：权力阴影下的爱情挽歌

在敦煌莫高窟第130窟的唐代壁画中，有一幅《婚礼图》：新娘头戴凤冠，新郎身着朝服，两人中间却隔着一道屏风。这个细节暗合了唐代公主婚姻的本质：看似亲密无间，实则隔着权力的厚障壁。

太平公主、万寿公主、广德公主……她们的名字被史书记录，却没人关心她们真正的喜怒哀乐。当我们惊叹于唐代公主的“开放风气”时，不应忘记她们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滴眼泪，都可能被解读为“皇家体面”的一部分。

或许，这才是最深刻的悲剧：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爱情是奢侈品，婚姻是政治题。那些盛开在大明宫的金枝玉叶，终究逃不过被权力异化的命运——她们的美丽与哀愁，都成了帝国兴衰的注脚，唯有那一座座空荡荡的公主墓，还在诉说着千年前的寂寞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