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的记载，商朝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纣王不修“德”，因此被提倡“德”的姬周所击败，这一说法大致上体现了传统的道德观念，所谓的“仁义无敌”。然而，这种道德化的解释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实际原因远比这复杂。

综合多方面史料分析，商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可归结于同时面临东夷与姬周两股强大敌人。最终，东夷的叛乱牵制并消耗了商朝的力量，使得周朝逐渐壮大，最终在牧野之战中消灭商朝。然而，现代考古的发现揭示了商朝的困境远不止如此，除了东夷和姬周，商朝还面临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这就是声名赫赫的鬼方，亦即历史上的“鬼族”。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商朝与鬼方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

首先，周易记载了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说明当时的鬼方势力强大，武丁经过了三年的战斗才成功击败鬼方，表明鬼方的抗争不容小觑。

其次，甲骨文中记录了商王对鬼方的关切，鬼方甚至曾协助商朝捉拿羌人，且有鬼方族人在商朝的朝廷中担任小臣，说明在这一时期，商朝与鬼方的关系较为友好。

第三，进入晚商时期，商朝与鬼方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姬周季历曾攻打鬼戎（鬼方的一个部族），并俘获了二十位狄王。史料中还提到纣王曾处死鬼侯的女儿等事件，表明此时商朝与鬼方的敌对关系逐渐加剧。

至于鬼方与周朝的关系，史料中并未提及他们曾臣服于周朝，直到周康王二十五年，史书记载一场激烈的战争爆发，周军大获全胜，斩杀并俘获大量敌人。学者们推测，这可能是周军攻破鬼方都城的事件，此后鬼方便一蹶不振，史料对其记载逐渐稀少。

因此，在纣王统治时期，商朝与鬼方的关系显然处于敌对状态。然而，鬼方的实力究竟如何？如果鬼方确实无法对商朝构成重大威胁，那么它的存在对局势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如果鬼方非常强大，那么它无疑会改变历史的走向。虽然史料并未详细描述鬼方的真实力量，但通过现代考古学的重大发现，我们能够窥见一些线索。

在上世纪80年代，陕西榆林清涧县高杰村镇李家崖村西部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李家崖城址”。经过详细考证，该遗址被确认是商代鬼方的都城遗址。通过对该遗址的研究，揭示了鬼方当时强大的国力。以下几点尤为关键：

首先，李家崖文化遗址发现了300处以上的小型聚落，表明鬼方以粗放型农业为主，定居程度较高，完全不同于过去人们对鬼方为游牧民族的看法。同时，这些聚落的生计方式、礼仪、社会习俗等，都与晚商文化有着显著的相似性。

其次，十年前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一座建筑面积超过770平方米，被考古学者认为具有礼仪性质的高等级建筑遗迹。这表明鬼方社会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组织结构，接近一个国家级政体。

第三，李家崖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包括众多兵器，还发现了青铜作坊的遗迹。特别是，商朝吸收了部分鬼方青铜武器的风格，如兽首刀、马首弓形器等，足见鬼方在青铜技术上的先进程度。因此，李家崖的鬼方文化被称为“青铜文化遗存”。

综合以上证据，鬼方显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拥有庞大的人口、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先进的青铜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晚商时期商朝与鬼方的敌对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学者井中伟与王立新在《夏商周考古学》一书中指出，商朝为了防御来自汾河以西的鬼方人群，不得不在山西中西部建立起防线，正如闻喜酒务头、浮山桥北、临汾庞杜、晋中灵石旌介等墓地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晚商时期商朝与鬼方的敌对态势日益严重。

因此，商朝不仅要应对东夷的威胁，还必须防范鬼方的侵扰。而鬼方的强大，显然为姬周提供了战略机遇，使其得以在西部作战并最终推翻商朝。商朝因为东夷与鬼方的双重牵制，使得姬周得以从容攻破商朝西部的崇国（西安老牛坡遗址），并最终摧毁了商朝的西部防线。

此外，商朝为何未能及时镇压姬周的叛乱，这个谜团也因此得到了解释。过去有人认为，商朝可能由于东夷的威胁而先处理东夷，但事实上，商朝的西部已经因鬼方与姬周的双重压力而陷入瘫痪，几乎无法反攻。

总的来说，商朝因需要同时应对东夷、鬼方和姬周的威胁，分散了大量兵力，再加上内部动荡，导致其无力维持稳定，最终走向灭亡。有趣的是，放眼今日世界，似乎某些大国与当时的商朝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面对多方压力的局面，难以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