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崩溃之后，甘肃的进士们如何应对时代的剧变，选择了哪些不同的再就业道路？

1905年，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1904年，光绪帝在即将灭亡的王朝的最后一刻，举办了中国1300年科举制度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科考。尽管国家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很多人依然视这次科举为一生难得的机会。在甘肃，约有数十人参与了此次考试，最终几人成功中举，成为进士。

然而，随着清朝的覆灭，这些甘肃末代进士的命运如何呢？他们在这段历史大变革的洪流中，又是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出路？

传统上，谈论科举中的人物时，很多人往往从甘肃地方的士绅阶层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从批评科举的角度，视这些末代进士为时代的遗老遗少。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中通过相对公平竞争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智力与学识远超当时的普通人。

清朝崩溃后，这些末代进士走上了各自独特的命运轨迹。

1. 追求民主与共和的理想

尽管科举制度有其诸多弊端，但它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依旧值得尊敬。许多进士秉承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他们不仅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很多人还选择了投身到家乡的教育与文化事业中。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他们为地方培养后备人才，发扬地方文化。这些进士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感，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准则。

科举的废除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这个变革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读书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格局。可以说，这一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辛亥革命。

以甘肃兰州的末代进士王烜为例，王烜在清朝灭亡后，投身了公共事业。他年轻时考取进士，并因母亲去世回乡，短暂离开了官场。辛亥革命后，他先后担任了四川多个地区的官职，并在政治风云中积极支持民国改革。特别是在1916年蔡锷护国运动中，王烜曾拒绝接受时任总统曹琨的贿赂，展现了他的正直与忠诚。

回到兰州后，王烜继续参与文化和教育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甘肃地区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战乱，他致力于组织赈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1929年，他还参与了甘肃省新通志的编纂工作，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并在解放后成为甘肃省文史馆的副馆长。

2. 保卫和传承地方文化

甘肃的末代进士并非都选择从政或从事社会服务，也有一些人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以杨巨川为例，他是甘肃榆中青城人，曾担任甘肃省文史馆馆长，也在文化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杨巨川早年考中进士后，曾派遣至日本考察法政。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同盟会的一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巨川回到甘肃，开始了他的地方官员生涯。担任敦煌知县期间，他亲自巡视千佛洞，面对大量破坏遗迹的行为，他采取了有效措施，修缮洞窟、保护壁画，为后人保留了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由于与地方官员陆洪涛在征税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他最终辞职，回到家乡。

杨巨川回到甘肃后，继续致力于文化事业，担任五泉书院主管，并教授诗学。他编纂了《青城记》，详尽地记录了青城的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成为今天研究甘肃的重要资料。解放后，他被任命为甘肃省文史馆馆长，继续推动地方文化的保存和发展。

3. 投身工商业，开创新局

在这些末代进士中，也有一些人选择投身工商业，成为时代的新兴力量。例如，甘肃的邓隆，他在1903年考取解元，进入进士榜，并在民国时期积极参与甘肃的政治与社会建设。作为甘肃工商业的先驱之一，他不仅在政界担任多个重要职务，还广泛涉足实业，特别是在火柴和呢绒的生产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邓隆回到甘肃后，首先创办了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尽管外资产品已开始占领市场，但他的火柴品牌仍在西北地区广受欢迎。此外，他还创办了甘肃织呢公司，将地方资源与工业相结合，推动了甘肃的工业化进程。

邓隆不仅关心经济发展，还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在1929年的甘肃大旱中，他奔走四方，帮助灾民。他不仅捐款赈灾，还亲自参与埋葬死者、分发生活必需品。直到1938年，邓隆因在一场疫病中为救治灾民而不幸去世，享年54岁。

通过这些进士的经历，我们看到他们并非固守传统，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迎接变革，走上了各自的独特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操守，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